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山西战场上实现了良好的合作，取得了忻口战役和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大军纷纷南渡黄河，西过汾河，八路则深入敌后，开辟了广人的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不甘心，想从八路军手中“收复”丧失于日军的失地，以河北事件为发端，不断制造反共磨擦。
1938年5月，河北的抗日武装以吕正操部为主，在冀中38县地区创造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部队为主，在冀南20余县建立了抗日政权。为合作抗日，中共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派鹿钟麟去河北省担任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为安全计，取道山西，请八路军护送，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敌后八路军开辟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在路过山西长治时，鹿钟麟曾访问故县镇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举行会谈，议定冀中、冀南行政专区人选暂照八路军所任不变。
蒋介石对原属西北军的鹿钟麟不大放心，又由其军统特务系统推荐了河北一支反共武装的头目、自号河北民军总指挥的张荫梧出任河北省民政厅长。
1938年9月，鹿钟麟到冀南南宫县，毁弃前约，要撤销冀南公署，将八路军开辟的冀南20 余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遭到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的反对。为团结抗日，八路军总部同意划出南宫等3 个县为鹿钟麟的机关驻地。鹿钟麟到冀南后，尽力收编地方武装。国民党军残部、地主土匪武装纷集于其下，借势向八路军挑衅。
八路军原想与鹿钟麟合作发展河北抗战力量，由于鹿到冀南即行反共，合作发生问题。但八路军仍未放弃对鹿的争取。10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共同致电冀南朱瑞、徐向前等人，要他们向鹿极力解说目前形势之严重。在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其肃清华北计划的状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嘱咐朱瑞等“主任公署（冀南）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其指示方针”。并估计“武汉失守，局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求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可对鹿作某种让步”。
对于八路军和冀南民众艰苦创建的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政公署，中央和总部则持坚决态度，指示朱瑞、徐向前等：“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
11月，鹿钟麟突然发布公告，撤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的职务。鹿手下的一伙人，即向各县另行委派县长，抢官夺权。与此同时，张荫梧也以其民政厅长的名义委派县长。于是在冀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县有2 个县政府、3 个县政府的局面。日伪乘机而入，也在一些县委派伪县长。有的县出现了4个甚至5个不同背景的县长。这些委派县长，各据数村，要粮抽丁，老百姓叫苦连天。才两个多月，就把八路军刚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弄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随后，鹿钟麟又设法将国民党在山东的石友三部2万余人调来河北。蒋介石加委鹿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于是，集合于鹿的战区司令部名下的武装达到六、七万人，到处袭击八路军驻地，杀害抗日军民，河北事态愈演愈烈。
1938年12 月下旬，彭德怀到西安，准备参加蒋介石原定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和华北将领会议，同时见蒋面谈解决河北问题。这时，中国战局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变化。
日军侵华15 个月来，战线愈长，兵力愈分散，后方受到八路军的威胁就愈大；对重庆政府遂由过去的以军事打击为主，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其诱降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共同防共。在日本的诱降下，重庆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防共、反共的逆流。
彭德怀是带着中共中央解决河北问题的诚意来到西安的。12月23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参加将领会议的立场：“坚定各将领之抗战信心，强调团结统一之重要。特别是在敌后方，斥责制造磨擦之有害。介绍八路军抗战之各方面经验。”关于河北问题，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在要求划某些地区行政权给八路军而谈判顺利时，或有必要时，可以表明放弃某些地区，以求实现以划分区域为基础的增进合作与消弭磨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让步方案。
24日，蒋介石在西安接见彭德怀、王明和林伯渠，略谈数事，即起行返渝。并不提开将领会之事，只约彭德怀到重庆详谈河北问题。
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已经在陕西省之武功开过了西北和华北师以上的将领会。但没有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将领参加。因为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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