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救贫会会员的秘密活动，两个月后，一营各连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各排成立了士兵会小组，全营士兵都参加了士兵会。
在士兵委员会下，一营各连组织了公开的经济清算委员会，负责清算全连帐目，掌管缺额军饷，并由士兵轮流值厨，担任采购，抵制了军官的贪污和克扣。当时，士兵生活很苦，特别是夏季，白天练兵打仗，宿营时蚊叮虫咬，夜不能眠，军队常因疟疾流行而减员。彭德怀把自己的薪饷节省下来，给士兵每两人买一顶蚊帐。一营经济清算委员会把全营经费节省的钱用于改善伙食，补助士兵生活。这些做法深受士兵拥护，使其他各营士兵都羡慕不已，有的甚至跑到一营来当兵。
彭德怀为了教育士兵，采用了大革命时期在部分军队中实行的办法，规定：一营士兵每日早晚点名和饭前站队时，要高呼问答口号。由值星班长问：“我们吃的谁的饭？穿的谁的衣？”士兵齐声答：“我们吃的农友的饭，穿的工友的衣，我们不要忘记工农；”当年的一营班长，以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李聚奎回忆说，这个口号很感动人，他还把这个口号刻在营房内一张桌子的腿上作为铭言。
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经过彭德怀和救贫会会员的活动，一营的士兵从吃粮卖命到渐渐产生了为工农的意识，转变了对民众的态度。
1927年1月下旬，三十五军军部和第一师开往湘西北。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一方面联络各地军阀、地主武装等反动势力，压制革命群众运动；一方面在军队内实行愚兵政策，在临澧举行“佛法大会”，宣扬三民主义与佛法根同枝别，聘一位“顾和尚”主持法事，令准尉以上全体军官受戒。
彭德怀关于这次佛法大会的回忆，活现了中国近代军阀史上的一幕丑剧：
“这次受戒布置异常辉煌，黄绫铺地，四周异花结彩，醮台高丈余，置以铜烛，佛像百余尊。”“军官受戒时，周磐马弁某是一个少尉，异常勇敢，当顾和尚念到戒邪淫那条时，马弁某突然立起，高举右手，五指张开，大声呼曰：‘五个老婆！’全场震惊，哄堂大笑（原因是顾和尚有五个老婆）。”“耗费金钱何止万元，一呼五个老婆，即破灭无余。但顾和尚和何键仍厚颜无耻，身着袈裟，手持铜铃，俯伏跪拜，念念有辞。在坛下者，大家窃笑不已。”
彭德怀和一营士兵委员会抵制了这个活动，全师只一营军官没有受戒。
3月，何键所部戴斗垣旅驻防石门，打死该县江垭区农会干部。该区农民聚集于旅司令部门外大操坪上，举行哀祭，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家属。彭德怀率一营士兵去参加，还在大会上讲了话，迫使戴斗垣向农民道了歉。
从围攻武昌认识段德昌到驻防湘西北约5个月的时间中，彭德怀如饥似渴地阅读段德昌送给他的《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通俗资本论》（李季编）等进步书刊。20余年来，他向往太平军，想作“易参政”，立志打富济贫、富国强兵，这些少年的幻想，青年的追求，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中都被撞击得粉碎。以后，他在回顾这一经历时写道：“我从幼年就有求知识的极大愿望”，“我出生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农村和完全没有文化教养的家庭，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经常挣扎在生死线上，不可能有时间和条件学习文化。”“10多年的军营生活又被严格的军事管理所封锁”，“只有在为自己生活挣扎的实际教训中，才能触发自己的反抗。只有反抗，只有革命的要求和热情，没有革命的理论指导，因此，在革命行动上有极大的盲目性。”③他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是那样执着而强烈，他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当他一旦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吸引，他的追求向往就升华为一种献身的热诚。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一个新的革命巨流，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在黑夜中奋斗。他曾向段德昌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希望段德昌派人来一营发展共产党组织。由于当时国共合作顺利，中共为照顾统战关系，决定暂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党员，他的愿望没有实现。段德昌鼓励他继续在部队集结进步力量，跟着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927年5月上旬，彭德怀所在的三十五军第一师突然奉命开往岳州。岳州是湘北的门户，它西濒洞庭，北枕长江，为水陆交通的枢纽。何键调一师来驻此地，是他策应反革命行动的一着棋。
半个多月前，4月12日，当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一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血腥屠杀先后在上海和东南各省动手。
蒋介石成立了南京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对立；指使粤、桂、川、黔4省军阀出兵进攻湘、鄂；又勾结湘、鄂两省反动军官，里应外合，企图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消灭革命力量。5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沿长江南岸向武昌进逼，同叶挺部队激战于纸坊镇。四川军阀杨森部沿长江北岸进占白矶、新堤，配合夏斗寅对付叶挺部队。何键则以第一师驻岳州，与杨森南北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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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1959年彭德怀写的《庐山笔记》。
③ 见1959年彭德怀写的《庐山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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