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重新组织党员和干部队伍，为重建上海地下党打好组织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汇集在上海的各个方面的党员和干部人数众多，其中，有和中央失去联系的原来留在上海的各系统的党、力员；有出狱后到上海来寻找党的关系的各方面干部；有各系统在救匡会运动后发展的新党员，等等。但是，要建设一个隐蔽精干、长期作战的上海地下党，必须认真审查与物色适宜做地下斗争工作的党员。“八办”和“群委”担当起了当时审查和调配干部的大量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在王尧山家中开会。这是“八一三”时期上海地下党两个方面主要负责人仅有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商量了两方面之间的分工和党员干部分配安排等事宜，确定了哪些人坚持在上海搞地下斗争，哪些人要转移到新的岗位去。之后，经过“八办”的调配，大部分干部被动员到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去，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只是少数党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都熟悉上海环境，在上海有隐蔽条件，并且经过多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
以上仅是“八办”和“群委”在“八一三”时期千头万绪工作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但由此可以看出，潘汉年和刘晓的密切合作，“八办”和“群委”的默契配合，为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良好基础，使得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一开始工作就比较顺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地区外全部失守。中共中央及时来电指示潘汉年和刘晓：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将更为困难；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转变。来电特别提到：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12月中旬，潘汉年将各种应做的工作安排就绪后，撤离上海，前往香港。刘晓仍留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以后的二三年中，潘汉年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和刘晓在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仍然息息相通，遥相呼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局主要负责人，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并逐渐将上海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着手建立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和据点。这时，他同刘晓又建立了直接联系，不时在浴室、咖啡馆等公开场所和不引人注目的学生党员陈永箴家里交换意见，商量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加紧搜集日、伪、蒋之间勾结的政治动态，要加紧进行打入敌伪内部和高层，开展战略情报工作。其中争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汉年1939年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的工作。潘汉年在决定亲自会见李士群之前，曾和刘晓商量过。他们分析了李士群的处境和矛盾，一致认为争取李士群的工作既必要又可行。事实证明，李士群以后确曾为我党提供过一些有关日伪“扫荡”、“清乡”动向的情报。在1942年秋，刘晓和潘汉年从上海安全撤退到华中根据地，就是通过李士群的关系。
为配合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刘晓和江苏省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助潘汉年加强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解决情报来源。譬如，江苏省委所属职委系统的何荦，学委系统的张征秉，都奉调去协助潘汉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往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发往根据地的重要情报，多是经过何荦等往返传递，及时沟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史永（沙文威，沙文汉的胞弟）和他领导下的人员都划归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史永划归潘汉年领导后，为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原来联系的地下党员赵铮兄弟两人，都打入汪伪“76号”搞内线工作，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地下党员蔡秉贤，从抗战一直到解放长期埋伏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他长期联系的汪维恒，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供的蒋介石发动进攻大别山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1943年，潘汉年和刘晓虽然身在华中局淮南根据地，但仍分别领导着上海的情报工作和上海地下党。他们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互札配合，成绩卓然。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经口头表扬了潘汉年和刘晓领导的上海地下斗争的成功。这是对潘汉年和刘晓的赞扬，也是他们之间战斗情谊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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