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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魂——记潘汉年(3)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特科”初试身手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

  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

  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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