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潘汉年作传，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件遂心愿的事情。
还在1982年下半年，这是潘汉年平反昭雪的日子，我正执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承担着抗日战争史、汪伪政权史的研究课题。出于对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考虑，同时也受责任心和正义感的驱使，在那时，我便萌发了撰写一部潘汉年传记的念头。于是，我像海绵吸水一般，悉数收集潘汉年的有关史料、回忆录和研究论著。5年以后，1987年8月，正当我跃跃欲试，准备动笔之际，不料因家庭及工作等原因，我被特招到空军政治学院，“置身于营幕”之中，不得不将此事暂时搁下，一晃，居然又过了近十个春秋。
1996年，是潘汉年诞辰100周年。自去岁以来，从政府有关部门到学术界乃至文化、影视等单位，纷纷酝酿发动纪念活动，今年逐步形成高潮。正是在时潮的驱动之下，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委托，十多年前的这个宿愿终于得以实现，这本潘汉年传也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不过，为潘汉年作传，尤其要将潘传写成一部准确的可靠的人物传记类信史，也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由于潘本人极强的党性原则，又由于蒙冤入狱长达27年之久，许多重大的而且生动的史迹被湮没了！而我既然要力图坚持史家笔法，就不能不努力避免于捕风捉影、妙笔生花。于是，潘传也只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书中的许多疏忽遗漏之处乃至缺点错误，还望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帮助。最早审阅书稿的是我的启蒙老师陆恒仲先生；我的老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朱金元先生为本书的整体写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并不断地给予支持、鼓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陶柏康先生，专门打电话询问此事，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特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曹培雷君，她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夜以继日地审阅书稿，对本书进行修改、润色；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马福龙先生，也以极大的责任感，对本书进行最后审定。此外，江苏宜兴市委党史办的董镇湘先生；复旦大学的石源华、傅德华、阙武军、张亚芳、刘琪、叶翠娣等先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李琪先生，上海市图书馆高洪兴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苏贻鸣先生以及上海科美广告公司的顾秀芹女士、上师大中文系的袁昊同学、上大文学院历史系的袁蓉同学等都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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