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有几项是对他们共同适用的规定：生活费发放标准两人均为100元；除《参考消息》以外的任何公开报刊均可以订阅；公费医疗待遇，两人均可以享受，并由场部医院掌握他们的身体情况，发现疾病，及时治疗。
有了一个安身立足之处，有了一个比秦城监狱好得多的环境和条件，在生活上早已没有任何奢望的潘汉年夫妇，就在这里生活下来了。
潘汉年的肝功能本来就有毛病，虽然后来被排除癌症，但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到茶场后，他的生活靠自理，还坚持每天打打太极拳，到场部邮局拿报纸，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到场部商店买些油盐酱醋、肥皂毛巾什么的，到木工房买些碎木块引火，有时甚至亲自动手用泥和煤拌和着做藕煤。与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初到茶场时，董慧的身体很弱，说话无力，精神也不太正常。加之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后来潘汉年逝世后，王干脆就搬来和董慧睡一起，直到董慧离开人世。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董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说话也有了力气，精神也比较正常了。后来，她的弟弟从香港给她送来了一张轮椅，她经常由潘汉年推着，在场部范围内转转，有时去看看电影。对此，董慧还诙谐地说：“他（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潘汉年在洣江茶场虽然是个犯人，但依然用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据后来茶场的干部职工回忆，潘、董两位老人虽然蒙受冤屈，但他们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质给洣江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过去穿过的一些旧服装送给剧团做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子女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请去他们家坐坐的同志尝尝潘汉年亲手炒的花生。”
他们对农场干部和群众的一片爱心，也博得了人们的崇敬。农场里的职工也从不把潘汉年当作犯人看待，他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俩老”。每当潘汉年到商店去买东西，到食堂去打饭菜时，大家就主动让他先买。每逢场部放电影，潘汉年推着董慧的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位置给他们。茶场场长的老母亲还常常留他们到家里坐坐。有一次，他们路过场部会计家门口时，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坐坐，拿了好多食品招待他们。潘汉年、董慧又一次感到了人间的真情，激动得老泪纵横。
1976年10月，中国的政坛上发生了一件举国同庆的重大事件，横行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终于遭到了彻底的覆灭。潘汉年与董慧为党一举粉碎“四人帮”而欢庆鼓舞，董慧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的心间，也跃起了伸雪沉冤的热切期望。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这场巨大的政治斗争所带来的积极后果，却并没有让潘汉年、董慧在有生之年能够切身地得到感受。
这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这期间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了。他先住进了茶场医院，由于该医院缺乏护理，条件又差，潘汉年的病情未见好转。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状况，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潘改名换姓后，转长沙治疗。这一天，他被抬上救护车，临走前，他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到长沙后，由湖南省公安厅同志陪同，潘被送进了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住在14病房110床。住院登记本上用的是“萧叔安”的名字。
潘汉年住院后，仍不断地喊肝痛。经扫描确诊为“多肿肝”，同时也发现他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虽然医院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一切都为时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董慧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董慧又重复了上述这些话。
这天晚上19：45分，潘汉年心跳骤停，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在这同时，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经过向董慧作了交代。为了研究病因，经董慧同意，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解剖，结果发现潘汉年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了。
潘汉年的遗体于4月17日在长沙市火葬场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侧半山腰。因为不能用真名，潘的墓碑上只能这样写道：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董慧为潘汉年立了碑，怀着对自己丈夫的深深眷恋，回到了洣江茶场。刚刚因“四人帮”被打倒所带来的欢乐，又被潘汉年的离去带走了。董慧更加孤独了，极度的悲伤，使她精神上更为忧郁，她时常一个人喃喃地叨念着：“他（潘汉年）会复活，他会复活的！”当每月发来生活费时，她总拿出一部分钱存起来，说：“留一点给老潘用吧，他太苦了，从来也不会照料自己！”
1978年5月，董慧在香港工作的弟弟董锡权夫妇专程赴湖南探望姐姐，在湖南宾馆聚首的5天中，董锡权夫妇反复转达了海外亲朋好友，特别是兄弟姐妹们的心愿：
“我们欢迎大姐回香港家中治病，不论饮食起居和医疗技术与药物，乃至护理条件都有利于大姐身体健康好转。”
董锡权劝道：“人生一世，弟兄姐妹一场，我们得尽到亲人的一点责任。大姐，您同我们去吧！”
“亲人们的情意我都领会。请你们代我表示感谢。”董慧紧握着锡权夫妇的手说：“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十六岁，今年六十岁了！请你们转告海外亲人：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我也不忍心离开他含冤负屈的骨灰远走呀！”
董锡权了解自己这位大姐刚毅坚韧的性格，更尊重她自己的选择，他们除了流泪以外，还能有什么劝说的话好讲呢？
董慧没有远走，却追随潘汉年去了。
1979年2月24日凌厦3∶55分，离潘汉年逝世不到2年，离送走董锡权夫妇不到1年，董慧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在洣江茶场医院含冤逝世，终年61岁。茶场党委为她开了追悼会，将她的骨灰葬在茶场公墓内。
潘汉年、董慧相继逝世后，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上统一负责处理。根据他们生前的愿望，遗物中一部分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的胞弟、胞妹、侄子。至于潘汉年在“覆盆”期间所写的20余首诗词手稿，以及部分随身所带的表、钢笔、印章等几件用品，特别是董慧所讲的是潘汉年的命的一套《鲁迅全集》，如今都收藏于上海档案馆。《鲁迅全集》装在专门精工制作的木箱里，木箱的门盖上“鲁迅全集”四个字，是依蔡元培书写的字样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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