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人人数占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解放初，劳苦工人大都住在十分简陋的棚屋里。为了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市政府在当时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在改造部分棚户的同时，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让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并多次召开会议，对工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和地点的选择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使曹杨新村很快建造起来，一批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老工人手捧鲜花，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从1952年夏曹杨新村建立后到1953年，又先后在沪东控江等地区建造了九个新村。工人新村的建立，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如果说，潘汉年为上海这个“大家”付出了巨大贡献的话，那么潘汉年对自己的家，付出就显得太少了。
潘汉年自己的家，一个是属于宜兴陆平村的“老家”。1926年春节前后，潘汉年曾经从上海返回陆平村，在自己的“老家”传播革命的火种，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跨过这个家门。解放之后，潘汉年身居要职，也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始终恪守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准则，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的“老家”成员谋过私利。
潘汉年有一个亲弟弟，远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里工作，当时因发现其有历史问题，受到开除公职，下放劳动的处理。他几次写信给他的这位兄长，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次，他专程跑到上海来找潘汉年，要潘给他一个书面证件，证明他是潘汉年的弟弟，还希望能得到工作。潘汉年知道后，马上派人与他联系，严肃开导他“只有回去接受人民政府和当地人民的教育和帮助，否则是不会有其他出路的。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副市长绝不可能给自己的亲属写证明作保护，工作更不可以凭私人关系介绍”。潘还警告他：“如想借亲属的关系在外面招摇，那就只能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
他弟弟不死心，又多次写信给潘汉年，甚至把他的母亲一起拖来上海，想逼潘汉年满足其愿望，但潘始终以无私的态度坚持原则，拒绝了他的要求。
不久，他的一个侄女小学毕业，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读书，她忍受不了家里半饥半饱的贫苦生活，跑到上海来找他的叔叔，想谋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工作岗位。潘汉年除了对她进行思想教育，给予一定的临时资助外，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后来还是董慧和下面一些热心人，为她找了一个临时工性质的安身之处。在解放初期，办这类事并不困难，也算不上开“后门”，但潘汉年却不愿意开这个为“老家”的亲属介绍工作的先例。
潘汉年这种做法，在世俗的眼光里似乎太过份了，甚至有些绝情，但他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人呀！为了革命，为执行党的政策，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敌人的营垒中物色两面分子，策动他们为我所用；他可以不怕别人冠之以“右倾”的帽子，与工商界人士，即那些资本家携手合作，共度难关；他可以利用投诚、起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乃至汪伪汉奸，“以特治特”、“以反肃反”，但是，他决不为自己一家的私利而动用“公家”的一丝一毫权力！他这样做，包括他“老家”的人在内，有的想不通，有的甚至谴责他，但他那种公而忘私、不谋私利的高风亮节，却获得了包括他“老家”潘姓家族在内的千千万万人民的尊重、敬仰。
在他的“老家”陆平村，还专门设有一间以潘汉年、董慧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图书室，里面陈列着潘汉年的一位好友特地捐赠的一批图书和画册，以表示对潘汉年这位无私的伟大革命者的深深怀念。潘汉年的另一个家则是属于他和董慧的“小家”。由于特殊的地下斗争环境，在中国革命艰苦而漫长的岁月里，潘汉年夫妻俩东奔西走，四处漂泊，不仅没有过上称得上“家”的安定的小家庭生活，而且其中的咸酸苦辣，更是局外人所难以想象到的。如果没有潘汉年这位职业革命家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没有董慧这位女中豪杰的纯洁的爱情追求，建立这个“小家”谈何容易！
上海解放后，这个“小家”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就在潘汉年出任副市长之初，组织上安排他们住进了华山路一座旧式大楼。在这个家里，潘汉年爱董慧，董慧敬潘汉年，他们的这个家堪称是一个温馨而和睦的小家庭。潘汉年夫妇没有子女，这不免有些冷清，但正好为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他的秘书武汉回忆，当时潘汉年家里“外表宏伟”，内部却都是老房东所遗弃的最简单的旧家具，家里除了一架沪产的收音机外，连一台电风扇也没有。吃饭更是简单：早餐是稀饭和酱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条和一个鸡蛋，有时是一碗豆腐浆。中午他们夫妇都在单位按等级吃份饭。晚餐则是共吃一小盘荤菜、一小盘素菜，一小盘青菜和一小碗汤。
在这样的条件下，潘汉年夫妇心安理得，过着满意的小家庭生活。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种生活，仅仅是他们为新上海的建设，为500万上海人民尽心尽职的一种补充而已。潘汉年是这样处理自己的工作和自己这个“小家”的：“他每天回家时，因劳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还要审批公文，接待有关业务单位负责人的请示汇报，简直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那么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从未出去游山玩水，过一天清闲日子。”
原来，潘汉年把这个“小家”，当作自己编外办公室了。好在董慧也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民公仆，他们夫妇俩可以称得上是一对志同道合、珠联璧合的“工作狂”。
秘书武汉觉得不忍心，便背着他给买了一只大鱼缸，放养了一些漂亮的金鱼，潘汉年见后十分高兴，每天早晚休息时，总是到鱼缸前观赏，从中获得休闲和享受。后来，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增加体育锻炼，武汉还从公安局借来一张桌球台，一套球具。潘汉年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和武汉对垒。看着潘汉年对鱼缸和桌球是那么欢喜，武汉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看来这位日理万机的常务副市长，也并不是什么“怪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娱乐的普通人。
随着市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上海市的领导人也开始逐渐地更换住宅。1952年以后，组织上让潘汉年搬进了武康路一栋一楼一底的花园洋房里。这儿独门独院，环境幽静，门外花木扶疏，室内陈设也比较考究。但是，优厚的家庭生活条件，并没有丝毫影响潘汉年的革命斗志；他继续为500万上海人民，为新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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