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受命飘然临港
潘汉年莫斯科之行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汇报国内情况，觅取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在莫斯科期间，他专门到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学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办法。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他几乎将密码全部默记下来，以备回国后转告党中央通讯机要部门，恢复双方的联系。由于邓文仪的到来，潘汉年又被指派先行与邓交涉、探路，潘汉年在谈判桌上应付自如，显得身手不凡，深受王明及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赞赏，也使陈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莫斯科谈判中止后，中共代表团决定让潘汉年回国担任国共谈判的联系人，可以说是一个知人善任之举。由此为契机，潘汉年日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舞台，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1936年2月，潘汉年奉命启程回国。他的任务除了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新编密码转告党中央之外，还负有宣传《八一宣言》，与国民党当局联系，以继续莫斯科谈判等使命。出于安全考虑，潘汉年由中央特科时的同事欧阳新陪同，从莫斯科经列宁格勒，乘船去希腊，准备从那里绕道回国。不料，当船驶离列宁格勒后的第二天，传来希腊国内发生政变的消息，船不能安全登陆，只得折回莫斯科，等待重新安排。在这前后，潘汉年在莫斯科车站接待了一个从巴黎来的客人，他，就是胡愈之。
胡愈之，这位浙江上虞的才子，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五四”运动后，他和沈雁冰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潘汉年涉足文坛，在创造社出版部编辑《幻洲》半月刊等杂志，因与胡愈之有相同的兴趣与爱好，两人有了经常性的往来。大革命失败之后，胡愈之受到国民党通缉，旋即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开始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1931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协助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待到潘汉年离开白区前往苏区后，胡愈之仍留在上海，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5年5月4日，上海《新主》周刊因发表署名易水的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稿，引发了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进而协助杜做张学良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原准备将此重要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但由于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唯一与他有联系的宣侠父也流亡香港。于是胡愈之离沪赴港，按预定的联络方法找到了宣侠父。听了胡愈之的报告，宣侠父感到事关重大，要他先去法国，通过巴黎《救国时报》，取得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直接联系。
1936年1月，正当潘汉年与邓文仪交涉之际，胡愈之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巴黎，得到了《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的帮助，替他办好去莫斯科的签证。火车到达莫斯科车站时，胡愈之估计没有什么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两人见面之后，潘汉年向胡愈之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告诉他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决议等有关情况；胡愈之也向他汇报了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接着，潘汉年又陪同胡愈之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汇报。
到了4月，胡愈之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共代表团就让胡愈之陪同潘汉年回国，并明确指示，胡愈之的工作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4月中旬，莫斯科城春光明媚，再也看不到那种冰天雪地的北国景象了。这可是一个旅游的好辰光！潘汉年与胡愈之以公开旅游者的身份，告别了莫斯科，登上了西去法国的国际列车。他们的第一站是巴黎，然后从巴黎乘车至马赛，再从马赛乘船直达香港。
潘汉年他们到达香港时，已是5月初了。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便在香港六国饭店开了房间，席不暇暖，立即把邹韬奋叫来，商议《生活日报》的开张之事。
邹韬奋出生于江西余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早年求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后又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他利用刊物抨击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基本国策，提倡和支持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下半年，邹韬奋与胡愈之一起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践踏人权的行为，结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流亡国外。1935年夏返回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如既往地抨击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他的爱国行动，再一次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先是派刘健群、张道藩前来谈话，警告他，甚至以“暗杀”恫吓他；接着又让杜月笙出面，约邹韬奋去南京和蒋介石面谈，要他到蒋介石身边工作，企图用高官厚禄软化笼络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留在上海就难免发生意外，于是，1936年初，邹韬奋流亡香港，并准备在此地筹建一份《生活日报》。这时，两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对邹韬奋的设想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他们的目的是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其反蒋的舆论宣传阵地。邹韬奋觉得不妥，便致电已经到达巴黎的胡愈之，请他速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胡愈之在莫斯科时，将此事报告了潘汉年，潘汉年当机立断，要胡愈之给邹韬奋去一复电，说等他回港后再“择吉开张”。
潘汉年为什么支持邹韬奋这样做呢？因为潘考虑到邹韬奋的反蒋立场，如果报纸为两广地方实力派所控制，那么这份报纸的政治倾向就可想而知了。鉴于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潘汉年认为《生活日报》匆匆创刊，不利于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就是潘汉年当时的真正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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