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特科牛刀小试
一、卫党除隐患
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工作时，特科已有三年的历史了。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神秘色彩的名称，出现于1927年。其始作俑者，便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最先从事军事活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1926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在武汉设立的“特务工作处”。1927年春夏之交，宁汉合流，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样，中共中央在武汉的各机关便陆续撤至上海。11月间，周恩来也由广东潮汕前线辗转回到上海，并负责主持中央保卫工作。面对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类似武汉“特务工作处”的机构，这就是后来的中央特科。
按当时规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做好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安全的工作。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同时兼及党的长江局、北方局、南方局所在地武汉、平津、香港等处。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中心。这里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事业集中，有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战斗力极强的工人阶级队伍，有一大批云集此地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广泛而良好的开展革命活动的群众基础。因此，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共中央在近10年时间里，基本上以此地为依托，指挥和领导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但上海又是闻名中外的畸形城市，是近百年来外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奴役、压榨中国人民的主要基地，是“冒险家的乐园”。
这里既有殖民者“国中之国”的租界地，又有他们的殖民政府“工部局”和维护他们殖民统治的工具“巡捕房”；国民党政府也在这里建立了一整套法西斯统治机构，驻派重兵，设立警察、宪兵、特务机关。除此而外，还有一大批地痞、流氓、帮会等黑社会势力，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支持下，充塞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上海社会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给革命活动带来了某些比较有利的条件，革命者可以利用租界地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及其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利用全市人口复杂、不查户口等各种社会空隙，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但另一方面，上海的敌情复杂，统治力量强大，中外反动势力既有矛盾和冲突，又互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力量。租界之内军警遍地，统治森严；而国民党统治区即所谓华界之内，军、警、宪、特更是张牙舞爪，杀气腾腾。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都设在租界，但国民党特务警探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探相勾结，共同缉捕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同时，他们还利用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搜集破坏中共在上海的各种机关。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等人都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并遭到杀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决定采取相应对策，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
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随后，周恩来即将一些曾在武汉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过的同志集中起来，以他们为基础，又从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中选出一批优秀分子，在中央特别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专门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的“红队”。于是，在隐蔽战线上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央特科，应运而生了。
中央特科成立以后，为适应工作的需要，逐渐扩大组织机构。至1928年春，已经建立了四个科：
一科负责总务事项，它的经常性工作包括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同志安排住处，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租家具，打铺保，做生意，以及对牺牲烈士负责收殓、安抚等工作。
二科为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开展反间谍工作。该科成立于1928年4月，先后在其中工作的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寿昌和陈养山、刘鼎、柯麟、贺诚等同志。潘汉年奉调进入中央特科，即被任命为该科科长。
三科以“红队”为基础，主要任务是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进行。“红队”亦称“打狗队”，当年曾以四条手枪闻名上海滩。“红队”镇压叛徒特务的斗争屡屡得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的工作。
中央特科这四个科各司其责，互相配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长期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业绩。
由于工作的特殊，也由于环境的险恶，潘汉年自从调入中央特科后，似乎销声匿迹了。朋友们有时许久见不到他，还以为他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即便偶而碰到他，他也只是笑笑，点点头，最多不过三言两语打个招呼。“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他成了一个神秘人物。潘汉年在《幻洲》时结识的朋友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潘汉年同志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目，写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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