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同盟”与“总同盟”
潘汉年在调解革命文学论争、筹建“左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不仅博得了文化界同仁的称誉和敬佩,也为党组织所进一步了解,因此,党中央对他加倍信任和重用。
就在“左联”成立前夕,党组织又把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
这件事情,与上海当时的整个形势密切相关。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由于许多进步的文化战士返回上海,上海成了继“五四”运动之后新的文化运动的中心,加之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同时又有租界作掩护,这就为革命的文化运动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客观条件;但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十分强大,控制十分严密,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地方。有鉴于此,党中央准备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主体,联合其他进步力量,以争取自由为号召,成立一个革命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央委派潘汉年、冯雪峰参与领导“大同盟”的组织筹备工作。
根据中央的意图,潘汉年他们先去征求鲁迅的意见,虽然鲁迅不太同意这种做法,但还是表示愿意作为同盟的发起人。接着,潘汉年又派人找到郑伯奇、田汉等人,也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和支持。
1930年2月13日,在“左联”成立的前18天,“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借公共租界的汉口路圣公会教堂召开成立大会。鲁迅、潘汉年、冯雪峰、郑伯奇、田汉等50人出席,鲁迅和潘汉年作即席发言。会议通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宣言》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和黑暗政治作了深刻而尖锐的揭露:
“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毫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封闭学校,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为了争取自由,《宣言》号召所有感受不到自由而极为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由同盟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鲁迅、潘汉年等21人为执行委员。潘汉年还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同时又以文委书记的身份,兼任大同盟的党组书记。“大同盟”成立伊始,即与“左联”等文化战线革命团体互相配合,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据《中国自由大同盟的成立经过》一文介绍,“从法界祥昌惨案起,中经著名的南京四三惨案与上海四八惨案,以至最近上海汽车电车的罢工,绍兴小学的斗争,中华艺大学生被拘捕的事件,中国自由大同盟都全体动员,努力参加,甚至立于领导的地位来发动它”。
在斗争的实践中,“大同盟”不仅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自身的组织,并且扩大了影响,仅几个月时间,在上海及南京、汉口、天津、北京、哈尔滨、厦门、香港、广东等地,纷纷建立分会,最多时达50余个。但从1930年9月开始,该组织的活动越来越沉寂下来,最后名存实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李维汉对此作了如下的回忆:“本来,争自由运动是符合争取公开和利用合法斗争的策略的。但当时从中央到省委,总想把本来是或应该是有广泛群众性的团体,涂上很红的色彩,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最革命。当时省委号召党员、赤色工会会员和进步学生加入自由大同盟,‘使小资产阶级自由运动,变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争自由运动’,以汇合成准备全国总暴动的政治斗争。结果使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的群众组织也很难存在和活动。自由大同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下,不久即停止活动。”
“大同盟”的失败显然是由于斗争策略的失误而引起的。在党内当时“左”的思潮影响下,作为“大同盟”的发起人和党组书记,潘汉年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但该组织在革命斗争中既有广泛的影响,又有显著的成效,这与潘汉年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其实,“左联”也好,“大同盟”也好,仅仅是潘汉年这一阶段实际党务工作和政治活动的一二个侧面而已。毫无夸张地说,三十年代革命文化领域的条条战线上,都印着潘汉年的足迹,留着潘汉年的心血和汗水。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是在潘汉年的帮助指导下诞生的又一个革命文化团体。
1928年春,当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高举革命旗帜时,话剧界也开始了对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提倡。翌年秋,郑伯奇、陶晶荪、冯乃超、沈学诚等人开始筹建上海艺术剧社,刚刚出任“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委派夏衍去过问,并参加了“艺术剧社”的筹备工作。
是年10月下旬,“艺术剧社”在北四川路永安里“文献书店”正式成立。潘汉年出席了成立大会。“艺术剧社”以郑伯奇为社长,沈全苓为总导演,许幸之负责美工,夏衍和冯乃超负责宣传。参加者还有钱杏邨、孟超、朱光、石凌鹤、陈波儿、司徒慧敏等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左翼戏剧团体。潘汉年对此十分重视并寄于厚望。他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予以指导,还从多方面对这个组织进行关心帮助。为了解决演出的经费问题,潘汉年曾亲自捐献了二三十元大洋。“艺术剧社”成立后不久,即与摩登剧社(由原南国社的左明、陈白尘等组成)联合发起,联合南国、辛酉、戏剧协社等戏剧团体,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1930年8月,经潘汉年与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等人商量,在上述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该组织不久又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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