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天因为工作在乎，最杂闹一点，就是特别惊人听觉的救火车驶过，也不会觉得扰乱。夜半醒来，听那马路上永不停止的车声，却另有一番妙境。滞重粗野的电车声在这个时候是停止了。呼、呼的汽车声，能够拍合你失眠者心弦的震动，拍、拍、拍的脚踏摩托卡急而且颤的声音，能够激动你蕴藏心底的焦灼与愤怒。疾疾微喘轻快的人力车声，能够拂起你的忧思哀怨。……这些，使你走入另一个世界，较之置身酒绿灯红，钗光艳影，肉色迷人的环境中，另有一番捉摸不住自己灵魂的神秘。”
“听车楼主”那种自得其乐的神态跃然纸上，而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上层统治者的藐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未来世界的向往等多重复杂的情感，又是那么真切！“听车楼主”给了读者一个完全不同于“新流氓主义”者的新形象。我们不妨从《幻洲》第2卷第1期开始，对潘汉年所发表的文字，作一概括性的分析，便可发见其中许多的不同之处。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改变了以“骂”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和四面出击的斗争方式。其矛头所向，主要针对国民党新军阀及其帮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揭露他们绞杀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1928年新春伊始，潘汉年以泼皮的笔名，发表了一首题为《元旦书红》的讽刺诗，内中写道：“元旦书红，万事亨通。刀下头落，革命成功。升官发财，有吃有用。委员老爷，革命光荣。汽车马车，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实同志，纳贿从容。上拍下吹，官运走红。赤化暴徒，决不留种。杀尽青年，清党反共。”国民党新军阀残忍的本性，阴暗、腐败的特征，也可略见一斑。在潘汉年的笔下，筹划“清党”运动的吴稚晖、投机善变的汪精卫、独夫民贼蒋介石，都成了他讨伐的重点。《汪先生悔不当初》、《吴稚晖先生真有先见之明》、《革命必可成功与鸦片烟老爷》、《反赤声中之出版界》、《又多了一种党阀》、《共产余毒与吴稚晖》等，这一篇篇声讨檄文，嬉笑怒骂，笔锋犀利，无情地鞭挞了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等国民党头面人物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罪戾。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开始从一般就事论事的方式，转向从政治思想上加以剖析，给人以多角度、深层次的启迪。在《血淋淋的头》一文中，潘汉年在叙述了国民党镇压“宜兴共产党暴动”后，将几个“暴徒”的脑袋割了下来高高悬在无锡火车站的情景后，马上笔锋一转，写道：“挂着几个既不象西瓜又不似南瓜的血淋淋的人头，至少在今年的反赤中是一幕‘壮观盛举’吧！唉，革命的成绩。”潘汉年进而指出，将“血淋淋的头”挂起来，不是蒋介石、汪精卫的首创，南方的孙传芳、北方的张作霖，都曾经“先试为荣”，“玩过这套把戏”。国民党新军阀只是照样“再来一次”而已。在《南京事件》一文中，潘汉年再次将国民党军队枪杀徒手民众的惨剧同北洋军阀枪杀学生“三·一八”北京惨案相提并论，并尖锐指出：“我们深深地哀悼死难诸同胞，但我们无须向人间伸正义，求人道！正义人道早已消磨在汽车轮下的马路上；我们只求民众自己深深的去追求所以被惨杀的由来！”这些文字，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
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从单纯抨击旧的社会制度，揭露旧世界的黑暗，转到从中国革命的高度对某些政治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在《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现在要怎样》等文章中，潘汉年着重批驳了那种“党国奠定，革命伟业，成功在即”的观点，认为革命并未成功，倒是要“干着喉咙来说今年革命失败的由来”，说“这是新的统治阶级产生之由来”。潘汉年评判革命未获成功的标准有三条：其一是“政治革命前的文化运动是幼稚的，是狭义的，那末政治革命的结果当然是跟着错误、失败”。其二是“中国文化落后，革命的能力也薄弱”。潘汉年认为现在中国上至政客下至工人农夫，都知道革命两个字了，可是每个人革命的要求怎样呢？是不是每个人的心中要建设一个合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要根本推翻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是不用说的。“中国人民的知识程度因文化之落后，幼稚到不可言说，发生目下的僵局是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中国闹了这么久国民革命，未能把“原有的特殊阶级统治的势力根本消灭”，“不过撵走了一批老的家伙，换上了一批新的人物而已”。其三，“现在政治革命的意义，根本是没有把民众做主体”。潘汉年指出，现在只有少数的特殊阶级，想抢得政治的地位，教我们走路，而没有我们自己所要走的那条路。“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要希望政治革命的成功吗？”既然革命要靠民众做主体，既然中国的民众又很幼稚，文化程度很落后，那么就必然要提倡文化运动。潘汉年认为，“革命的产生，是先有革命的文化”，他说：“我们回顾中外每次革命的产生，就知道一定是先有多少革命文化的运动，然后酿成一次革命的政治斗争。”潘汉年断言：“文化运动是走在政治革命之先的，绝对不是依靠政治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力量来造成文化运动。因为政治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绝对不是政治的造成。”潘汉年的结论是：“只有发动文化运动，展开文化革命，才能酿成一个有希望的政治革命。”他大声疾呼，“大家预备着二次革命”。
“听车楼主”的这些文字，论述未必精当，分析未必深刻，但通篇所反映的“赤化”思想，不能不引起国民党新军阀的仇恨。1928年春，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开张之初，也是蒋介石黄袍加身之际，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能允许它继续泛滥吗？对于《幻洲》半月刊的命运，潘汉年、叶灵凤他们都有过最坏的打算。1926年10月《幻洲》刚出第2期的时候，叶灵凤就在编后随笔中写道：“每夜都风声鹤唳，恐怖时代，大约真快到了。但愿下次在纸上见面时，我们大家都能安全。”待到第2卷第5期出版时，潘汉年在《十字街头》上，借读者之口，承认一期之中至少发表几篇“触犯国府要人和地主资本家的文字”，并且预言，“常此下去，将通令停止发行哩，再利害些，又将捉拿编辑先生，或吃官司三日，或得开刀或枪毙大吉之喜……”
“听车楼主”的话不幸被言中，1928年1月，《幻洲》出版第2卷第8期后不久，果然被国民党上海警方以“宣传反动”的罪名查禁。
顺便提及一事，《幻洲》是潘汉年与叶灵凤合作时间最长的刊物。虽然后来潘、叶两人走了不同的路，潘弃文从政，叶依然活跃文坛，但他们心照不宣，始终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四十多年前，潘已身陷囹圄，叶有一次走过霞飞路，看到当年听车楼的旧址，不禁有感而发，深情地写道：“昨天夜里经过霞飞路，望见当年听车楼的旧址如今已改作洋服店，真感到沧海桑田，就在我这样小小年岁的人的身上，也已经应验着了。谁知道在那间小小的楼上，当年横行一时的《幻洲》半月刊，就在那里产生的呢！”叶灵凤还回忆了“另一个编者”，说如今我们只能“悄悄地低声谈着他的名字”。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叶灵凤依然惦念着昔日的战友潘汉年，足见两人感情之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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