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主笔·骁将·书记
一、置身营幕任主笔
1926年11月23日上午九时，日本DA—F00客轮发出一阵长长的笛声，缓缓地离开了上海虬江码头。紧靠岸边船弦上站着一位青年，他身穿浅灰色西装，脚踏皮鞋，白衬衣领子下系着一条格子领带，一副入时的金丝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双眼皮、两眼炯炯有神。好一派上海滩小开风度。他，正是自诩为“新流氓主义”者的潘汉年。
潘汉年何以离开《幻洲》编辑部登轮远行？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创造社出版部的业务从1926年春潘汉年加入该部后发展很快。许多新书刊在该部附设的门市部常销售一空。顾客天天络绎不绝，他们中间有“赤足拖木屐”的工人，有穿着学生装的读书人；有些人往往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买书。由于读者多，营业额急剧上升，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926年3月至7月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出版部的营业额就超过了16000元。也因为这个原因，三德里这条小弄堂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引起了反动军阀当局的注目。此时，上海政局控制在直系军阀之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兼任淞沪督办。
这位被称之为“恪威大将军”的直系“联帅”，正面临国民革命军在浙、闽、苏、皖、赣五省的武力威迫，惶惶不安于“赤化”，对其后方基地上海控制极严。8月7日，由淞沪警察厅出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逮捕了正在工作的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四个“小伙计”。这一天，潘汉年不在现场，免遭了一次牢狱之苦。事发后，潘汉年为营救同伴四处奔走，他想起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阮仲一，请他们设法营救。经各方串联呼吁，加之警察厅“证据不足”，该厅厅长只好顺水推舟，于8月12日放出了这四个“小伙计”，并批准创造社出版部重新开业。
这件事发生后，潘汉年与中国济难会的关系又深了一层。经组织同意，潘汉年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成为该组织一名得力骨干。当时，中国济难会里聚集着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他们中间有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杨杏佛、沈泽民、郭沫若、沈雁冰等人，潘汉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26年11月23日，由该组织推荐，潘汉年代表中国济难会上海分会，到武汉出席该组织的筹备会，商议有关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事宜。
临行前，潘汉年将《十字街头》第6期的编辑工作作了交代。《十字街头》既是他投枪的战斗阵地，又是他精心培育的果实，待船离开码头后，他便一头钻进船舱，伏在木板桌上，奋笔疾书，为《十字街头》撰稿。稿子写成后，潘汉年分别在镇江、南京两次邮寄编辑部。对于此事的前后经过，潘汉年在当时就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讲到在船上寄稿给你，颇费一番苦心，现在从天津到上海，各地不是都在戒严期中吗？来往的信件都要检查，他们认为‘有犯戒严条律’的时候，便可任意扣留或把它充军到火炉里去的。我们的稿子是不是在扣留或充军之列，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要看大爷们的高兴与否。
“为了第6期不好延期的缘故，我们的稿子又不得不寄，要寄又怕‘没收’，没有办法之中，我想出一项骗着自己的办法：你收到我的信和稿子不是都由樱岛女士转来的吗？你的名字下面不是有‘妹妹’两个字吗？我想当你们收到我的信的时候，一定要骂我有意打趣，开玩笑，是不是呢？谁知我是小心翼翼，郑重其事，一点也没有开玩笑；信面上写的是‘A字11号樱女士转邱小姐收，和秀英缄’等，是特别请蔡先生模仿女子的袅娜纤字；信封里面，第一张信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韵铎吾妹妹’等字，所以要这样写的用意，无非是想告诉检查信件的大爷：‘这是小姐和小姐的通信，并无赤化嫌疑，请你放它过去吧！’
“但‘大日本’公司的DA—F00船上竟会没有一只信箱！我们上了船，占定房间以后，就‘穿山甲’似的找寻信箱之所在，后来问茶房才知道没有为我预备。”船到镇江，停泊在江中的‘渡船屋’旁边，‘渡船屋’上当然没有邮筒的，不得已只好将一大捆信件交给茶房，再三恳求他要设法付邮，不好‘拆烂污’！”一个有极强事业心的十分机灵的青年人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是他日后能够胜任情报战线工作所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第二次邮寄是在南京。船停靠江边码头后，潘汉年将夜间写好的三段杂感放入信套里，照第一次一样，如法炮制写上“樱女士转邱小姐”等几个字，贴足邮票，自己上岸寻找邮筒：
“果然，一上岸没有几步，就见一只绿色圆形的邮筒立在路旁，我多么高兴呀，把信塞进邮筒里的时候，好象一对情人久别重逢一般的心醉神迷。”
潘汉年的此次武汉之行，收获甚大。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陈潭秋、李硕勋等当时中共一些最主要的领导人。会议期间，他认真地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李立三的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的国际国内问题报告以及李硕勋的学生运动报告，大大开阔了视野。
当时，武汉三镇刚被北伐大军收复，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潘汉年多次参加了武汉的群众集会，并同与会代表一起赴湘参加长沙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他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薰陶，在政治上似乎成熟了许多。这些变化，不久后即在他的实际工作中，在他的笔下，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会议结束后，中国济难会全国代表大会因故未能召开。惦记着《幻洲》《十字街头》的潘汉年，无心逗留，于1926年12月下旬返回上海。
就在潘汉年往返沪汉之际，北伐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击东南各省，向长江中下游推进。国民革命继续呈蓬勃发展的趋势。当时，执掌北伐帅印的蒋介石正盘算着发动反共阴谋，但在表面上，依然标榜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赞成国共合作。尤其是北伐战争正在进行之中，他还需要苏联军事顾问，特别是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于是，中共的知心朋友，大名鼎鼎、闻名大江南北的创造社盟主郭沫若，被请到了南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辅佐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按当时规定，总政治部的活动范围是第二、三、六军等部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江西地方的民众工作。
郭沫若走马上任后，迫切感到需要加强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他与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李一氓协商后，决定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一份小报，定名为《革命军日报》。
《革命军日报》是一张八开的宣传性的军中小报，其内容要求不仅政治性强，而且文字活泼，融理论性、可读性于一炉。郭沫若与李一氓在南昌和武汉两地居然未能物色到合适的编辑人选，便把主意打在了潘汉年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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