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潘汉年19岁。这一年是他人生旅途中一次重要的转折之年。这年春天，他离开了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宜兴，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由于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数篇文字，使沪上文化界对这位宜兴青年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潘汉年此次沪上之行，不同于上次。上次是一门心思去求学，求学不成再返回家乡，这一次则做了开辟新天地的长期准备。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中心。同当年北京一样，此时上海文化界各种流派与团体，打出各类旗号，争长竞短，呈现出一派五光十色的景象；而反动势力则加紧了对进步文化运动和文化团体的摧残。潘汉年到上海后，原打算继续求读深造，但斗争的现实需要在召唤着他，这个刚刚涉足于文坛的年轻人，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他才华的机会。这年冬天，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有意扩大，需增加工作人员。《小朋友》杂志的创办人是黎锦晖。这份杂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很有特色，在当时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中是最有影响和最受欢迎的。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在回忆中华书局及《小朋友》对他的影响时，很深情地写道：“中华书局出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夸张一点儿说，其时风行全国，我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也接触到了。它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择课外读物的宝库，同时也作为我学习写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还得感谢常在我手头、帮助我坐在学生中间朗诵的《小朋友》。是它，循循善诱地引起起了我的创作冲动，并展示了美好的学习榜样。”
潘汉年也有幸与《小朋友》结下了不解之缘。经陈伯吹向黎锦晖推荐，他当上了《小朋友》周刊的校对员。但潘汉年不是那种甘心以校对为业的人。他利用工作之便，在自己的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儿童故事和儿歌，这些故事和儿歌，大概也是向陈伯吹展示的“美好的学习榜样”之中的一种吧！
在《小朋友》第147期上，潘汉年发表了他第一篇题为《五姐妹》的儿童故事。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一户人家，养了五个“穿着同样的衣服、玩着同样的玩具、学着同样的功课”，并且怀有“同样喜怒哀乐”的小姐妹。有一天早晨，她们一起拒绝吃祖母为她们烧好的粥，祖母一气之下，将她们关在小屋里读书。她们设法从窗口逃出去玩耍，但出乎意料之外，玩耍没有给她们带来快乐，相反招致许多麻烦，遇上不少困难，最后还是饿着肚子回到了小屋里，吃了祖母的粥，更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此，她们规规矩矩起来，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十分勤快，再也不敢胡闹了。这则故事浅显易懂，寓教育于情节之中，对小朋友而言，读来确有一种亲切感，也易于接受故事中所阐发的劝学思想。
在《小朋友》第189期上，潘汉年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告哥哥得悬赏奖品》的故事。故事以“我”为主人翁，以写信给他哥哥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儿童在为《小朋友》杂志寄去征文后，极想知道自己“有希望没有希望获奖”的焦急和他得到《小朋友》征文作品奖后的喜悦。通篇情节只有一百来字，却活灵活现展示了《小朋友》杂志的一个儿童撰稿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同陈伯吹一样，这个故事正是潘汉年对《小朋友》一种感激之情的自我表白。
在《小朋友》第195期上，潘汉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要买……》的儿歌，歌词是这样的：
爸爸要买一头牛想它耕田好种豆。
妈妈要买一只鸡想它天亮高声啼。
姐姐要买一只猫想它赶着老鼠跑。
哥哥要买一只狗想它牢牢把门守。
我也要买一匹马想它驮我去玩耍。
这首“豆腐块”式的儿歌，运用排比、押韵的手法，反映了家庭成员中各自的要求，而牛、鸡、猫、狗、马等又都是儿童见之则喜的动物，很合儿童口味，读起来琅琅上口，记起来简单容易，在当时新儿歌题材中，算得上是一首上乘之作。从上述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潘汉年步入文路之际，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其知识性、趣味性，创作的动机也比较单纯，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和追求，也反映了他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才华。
1925年7月，潘汉年在周作人创办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苦哇鸟的故事》，较之上述作品，显然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篇故事描述了他儿童时听到“苦哇鸟”声声凄苦的叫声之后，由他姐姐讲述的一则悲伤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家人家为其独生儿子领了一个童养媳。媳妇上门后不久，儿子生病死了。凶狠的婆婆断定媳妇克夫，对她非打即骂，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将她关在一只大水缸里。几天之后，媳妇变成了一只鸟，从水缸里飞了出来，整天在夫家门前的树上哭叫“苦啊！”“苦啊！”于是，世上就有了这种“苦哇鸟”了。潘汉年在描述了这个传说之后，写道：“现在世上许多童养媳听到它的鸣声，没有一个不暗地掉泪的。”这淡淡的一笔，烘托了潘汉年对那些受压迫、受欺凌的妇女们的同情之心。这同以往作品中所反映的格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仅于此，故事之后还附有一封潘汉年写给周作人的信。
信中说明了他创作此文的动因：“我想鸟的故事各省各乡都有，因为听其鸡声而拟以世间故事，正是许多无名的民间文学家的成绩。”因此，“我们如能汇集许多民间的鸟的故事，却是很可观而且很有兴味的罢”。“我写《苦哇鸟的故事》，正想借此引起许多读者留心其他各种鸟的故事来。”周作人十分赞赏潘汉年的见解，他在复信中也强调：“我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人都来搜集记录这类鸟——以及兽虫鱼草木的故事，不但是传说学的好资料，也是极好的民间文学。”
从通信中，我们已经看到潘汉年开始注意到了文学创作的民众化倾向，这是潘汉年步入文坛后的一个特点，也是他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基础。当然，潘汉年要从一个一般的文化人，转变为文化界的革命战士，这要有一个过程，要经过奋发磨砺，但《苦哇鸟的故事》将他与周作人的通讯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就已见其端倪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潘汉年能在《语丝》杂志上撰文，可谓大不容易的事。这份杂志创刊于1924年11月，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潘汉年的文章被刊用，亦见他文字功夫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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