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大“扫荡”后，由于敌人凶暴的压迫、抢掠、屠杀、勒索，更加激起了全民族的同仇敌忾，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区党委及时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准则：国仇事大，私仇事小，要尽可能缩小阶级矛盾，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基本方针是：以宽大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友爱同舟共济的精神，争取和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中可能团结、可能争取的人共赴国难，反对日寇。冀中各地区根据这一方针，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对爱国的上层人物，通过各种渠道，晓以民族、爱国大义，推动他们参加抗日工作，团结对敌，收到积极的效果。雄县小河岗地主王新，写了断指血书，交给抗联主任马健民，表示抗战到底。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成为堡垒户。在他们的影响下，雄县葛各庄、马回头、刘家堡、鸿城一带村庄，在开展抗日工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涿县长安城的张成山（称三山一霸之一），经过争取工作，协助我们与涿县伪军裴宏远建立了关系，与陶营伪保长王汉池、永定河东联庄会头目建立了联系，打开了我进入涿、良、宛地区的大门。大兴县高各庄伪大乡长韩天经帮助我们打伏击，截获敌人收缴联庄会的一批枪支，又帮助侦察敌情，袭击了长辛店敌人据点。安平县政府分区、分片召开全县士绅座谈会，讲形势征求意见，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羽林村地主佟老佐，在极端残酷的环境里，分区、青救会的干部们经常在他家里隐蔽，挖了地洞，并在他家刻印腊版，分发文件，他家里的人放哨做饭热诚照顾，和大家亲如一家。
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抗战期间的基本方针。“五一扫荡”后，形势变化，斗争更加艰苦，如果不尽可能把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吸引并团结在抗日战线周围，共同对敌，我们就难于站住脚，武装斗争就会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因此也就很难开展与坚持，根据地的恢复也就难于成功。
为了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区在恢复根据地的初期，特派马健民和白洋淀东四十八村高家场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取得联系，利用高家的声望开展统战工作。通过高氏兄弟，和四十八村的许多伪大乡长、联保主任、保长等建立了关系，逐步地把伪大乡和保甲组织争取过来，把伪政权改造为两面政权，将四十八村变为十分区恢复根据地的站脚之地。在高氏兄弟的大力合作和支援下，在敌人严密封锁的大清河上，建立了高家场秘密渡口，专供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进出大清河使用。此外，高氏兄弟还以商人的身份，在天津为我军购买了许多药品、纸张、子弹等军需物资，对恢复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土改时期，阶级关系虽然发生变化，但高氏家族，仍然接受我党的政策，主动将土地无条件地分给贫雇农，和我们保持统战关系。不幸的是高万亭于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还乡团头子陈克远杀害。
一九四三年秋，十分区在开辟平南过程中，也曾通过上层联络工作与当地的地主豪绅进行接触，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的政策。赵村的大地主、联保主任宋雅斋，石岱的大地主、联保主任贾秀山，河西陶营的地主王汉池等都答应合作抗日，主动将了解到的日伪军情况提供给我们，并为我们供应给养和款项。
发展上层统一战线，必须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必须维护基本群众利益。我们打了胜仗，又有群众基础，上层统战工作就会产生更大效果。
四、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
在敌人“扫荡”、“清剿”的严重形势下，迫使我们采取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这种革命的两面政策，在“五一扫荡”前，已经在一部分地区实行；“五一扫荡”后，实行这种政策就更为必要了。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对坚持残酷的抗日斗争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是政治领域中的政权工作。敌人为确保他的占领区，普遍建立了乡、村伪政权，开始时期叫维持会，后改设伪乡长、伪村长和联络员。而我又必须设法掌握这些伪政权。为此，这些伪政权组织中的成员，必须基本上接受我之领导。具体做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我党支部预先研究，确定了的合适人选，派进伪政权组织工作的；二是经群众推举本质好的人打进去；三是敌人安排的。前二类实则是为我抗日工作的；第三类人员，多数都被我教育争取过来，对于少数死心侍敌又屡教不改的，则坚决予以打击。因而，多数伪政权组织被我所掌握。伪保长、伪乡长实则是我们的地下村长，伪保公所就是我们的地下村公所，被称之“白皮红心”政权。其次，军事领域里的两面政策，主要是应付据点和岗楼的敌伪军。“五一”大“扫荡”后，敌人主要是靠据点、岗楼实行统治，由于据点、岗楼多为伪军，所以，我们的两面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开展伪军工作。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强调“埋伏力量”，帮助被我掌握的伪军应付日军，让他实行两面政策。不少伪军在每次出发“清剿”前，就事先送出信来，或战斗时枪向高处打。
一九四二年以后，敌人组织常备自卫团，我就动员党员去当团长、丁长，成为长期埋伏的骨干。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政治上，可以随时了解敌人的谋策和企图。联络员对我军情况，向敌人以有报无，掩护我隐蔽，或以多报少诱敌来袭，或以无报有、以少报多来威吓敌人不敢出动。还利用向敌人报告的机会，查获敌情向我报告。因此，我军虽处于敌人碉堡、据点、公路、沟壕的环绕之中，但我耳目聪明，要打则打，不打则隐。联络员还可带路化装袭击岗楼，也可以诱敌出动伏击敌人。军事上，可以给敌以沉重打击。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我赵县一个区小队十名战士转移到焦家庄，该村“伪村长”、联络员向我报告，将有伪警察来村勒索钱、粮，并同我小队长商量好打击敌人的办法。
我小队让联络员到赵县城门边去等候，听到我这里打响以后再进城去报告。伪警察果然来了，村公所人员表面殷勤接待，我小队战士突然袭击，不到四分钟将其击溃，伤俘伪警察五名，缴步枪四枝、手枪一枝，我无伤亡。此刻，联络员急忙进城向敌报告说：“我村住满了八路军。”敌人说：“你们，好好的，快叫他们（指伪警察）回来!”其实，这时战斗已经结束。经济上，可以公开地征粮、款，小部分给敌人，大部分供给抗日。给敌人的粮、款，还可通知我小部队途中截走。两面政策，在反敌封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担任护路封锁任务的伪军，忠于敌人的，我则专门予以打击。在其负责警戒地段，破路、割电线、填沟，使日军不信任他，惩治他。由此造成伪军最怕在他管辖的地段破路，于是和我们讲条件，只要不破路，不割电线，我们过路他不管。这样敌之封锁已成形式，我们常常是在“平安无事”的喊声下，顺利地通过公路。我采取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其目的是逐步地消除伪政权，直到全部建立新的抗日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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