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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为铲除这个祸害,一九四〇年二月上旬,展开了讨伐石友三的战役。我军在清河县以西的狼窝、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和丘县西南等地,连续给予顽军以歼灭性打击,将其逐出冀南。此后,我南进支队又配合冀南、冀鲁豫部队,于三月初,进行了卫(河)东战役,继续给予石友三、高树勋部以沉重打击。至此,顽军妄想长期盘踞我冀南地区,勾结日军夹击我抗日根据地,扩大反共内战的阴谋,遭到了彻底失败。

  我南进支队完成讨伐石友三的任务后,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留第十六团、二十一团归冀鲁豫军区建制,其余部队由程子华同志率领,于五六月间陆续返回冀中。

  打狗运动

  冀中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抗日热情很高,只要党一号召,说干什么就齐心干。拆城,破路,工程量那么大,但动员令一下,群众就干起来了。还有打狗运动,也是这样。

  有这样一段轶事。一九三八年冬季,冀中区党委驻在任丘出岸村。一天,《冀中导报》刊登了一条消息:深泽县大直要区小队夜间去袭击敌人的据点,当进入据点以后,狗突然叫了起来,惊动了敌人,因而破坏了袭击计划。区小队的同志对狗很气愤,于是就想把狗都打死。但集合各家的狗很困难,就趁“二八月”招狗子的季节,利用母狗把公狗引诱到院子里打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看到这条消息后很生气地说:“拿党报开玩笑,什么意思!”为此还停发了这天的报纸。

  后来,日军占领了冀中的各县城,抗日军民夜间活动的保密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到哪村去,狗一叫,等于给敌人报信,所以就想起大直要区小队打狗的倡议,开展了打狗运动。

  在一九三九年冬季,为了开展打狗运动,提出了“狗是汉奸”的口号,于是一个群众性的打狗运动,就在整个冀中区开展起来了。说狗是汉奸,因为当我军夜行军时一有犬吠就等于向敌人告密。尤其是在敌人据点较近的地方,我军一有动静,狗就叫,当即被敌人发觉。当时也有人说,敌人行动狗也会叫,使我知道。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第一,我夜行军多,敌人夜间一般不敢出动;第二,敌人到村,群众跑光,狗也跟着主人逃难,当我军进村时群众不逃,而看家狗听到动静,闻到生人则狂吠不止。因此,狗只利于敌,而害于我。“狗是汉奸”,于是开展了打狗运动。一九三九年秋天大水为灾,消灭了狗既可节省粮食,又可增加肉食。狗皮也可充分利用。这样,群众打狗的热情很高涨。各村的狗都打死了,一直打到据点里头。当时老乡对自家的狗也是很有感情的,狗可以看家护院。但抗日高于一切,群众硬是忍痛把狗打死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冀中区的狗就基本上被消灭了。偶尔也能在田野里看到一两只,但它好像是受到了严重的教训一样,再也不叫一声,尾巴始终夹在两条后腿中间,老老实实的了。

  当时有个不完全的统计,全冀中的狗皮将近六十万张,除了输出以外,还部分解决了当地军民的取暖御寒问题。那时寒冬露宿,狗皮褥子、背心是最受欢迎的被服。

  打狗,也可以说是冀中一举三得的一个特种运动,不失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个群众性创举,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据说,冀中一开始打狗,冀南就接上了,山东也跟着学起来。

  在冀中还搞过一次灭鼠运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敌人“扫荡”定县一带,撤退时在油味村附近丢下了七十二只带有鼠菌疫苗的死老鼠,妄图用鼠疫残害冀中军民。

  军区卫生部长顾正钧半夜接到疫情报告,马上把防疫科长蔡公琪找来布置任务,组织力量迅速前往疫区扑灭疫情。顾正钧担心疫区军民受细菌的传播发病,又担心医疗人员的身体健康,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当时卫生防护装备极其简单,到疫区去也就是多穿一套布罩衣,多戴一层普通口罩,药品也极其困难。好在及时采取措施,疫情很快扑灭。

  为了防备敌人再次施放疫菌,冀中区全体军民紧急动员,开展了大规模的灭鼠运动。部队战士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做打鼠夹,制灭鼠药,在地里和场院里挖鼠洞,搞得十分红火。战士们和群众边灭鼠边说笑:“日本鬼子也是老鼠,人人喊打!两种坏家伙,下场一个样!”

  保护麦收和秋收

  保护麦收和秋收,也是冀中平原根据地的斗争内容之一。

  冀中食粮主要是靠麦收和秋收。麦收完全是小麦;秋收则以谷子、高粱、玉米为主。虽说两季收成,实际上种了麦子的地再种秋庄稼,只能种些晚谷和晚玉米等。麦收时要天气干燥才好;收完麦之后,雨水多才能保障秋收。民谚云:“有钱难买五月(阴历)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如果一年收成好了,就能保证二年不愁吃粮。这是冀中丰富资源的主要部分,同时也是游击战争能够坚持的因素之一。正因为这样,敌人才加紧对冀中区军民的围攻、“扫荡”。

  敌人对秋收的破坏,常是伪装我军,决堤放水,淹没禾苗。恰恰冀中平原是无山多水之地,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秋,敌人阴谋决堤,冀中地区百分之九十尽成泽国,整个秋收几乎化为乌有。群众抢修堤坝,敌人即派部队驱逐,任大水奔流。

  每到麦收、秋收之时,敌人便进行有计划的抢掠,各据点都准备汽车、大车、麻袋、苇席,四出抢粮。尤其是伪军,日军不给他们发给养,逼迫他们抢掠,使他们从抢掠中解决给养问题。敌人有时还逼迫这一地方的人,去到另一地方抢粮食,挑起群众之间的对立。如果抢掠失败,敌人还乘禾苗已经干熟时,放火焚烧。尤其是麦收,因为只几天时间,麦秸不同于秋禾,一熟即干,最容易燃烧,像放火烧山那样,遍地野火,新麦顿时成为灰烬。

  每年麦收、秋收,保护收成是全区军政民的战斗任务,这也是保护全区生命线的问题。与水灾斗争,与虫害斗争,更要与敌人斗争。这种保护收成的斗争,首先是进行政治动员,提出“多打一粒粮,就是增加一分抗战力量”的口号。政权、军队、群众团体,组织各种宣传队、宣传小组下乡宣传,并且把保护收成与当前的形势任务联系起来。在“武装保卫秋收(或麦收)”的口号下,游击小组、自卫队、游击队、正规军都动员起来:自卫队加紧站岗放哨,盘查汉奸;各种武装四出游击,扰乱敌人据点,使其无暇派出兵力抢掠。并组织战斗,专门打击抢收的敌伪。特别是预知敌伪抢掠动向时,在其必经之路布置伏击,加以消灭。组织群众以村为单位,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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