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革命者，白求恩同志把自己的外科手术，当作最重要的武器。他关心群众的疾苦，甚于关心自己。当时，冀中乡间的医疗条件很差，加上没个固定的医院，经常转移，许多伤员伤口化了脓，臭味很大。可是白求恩同志一点也不嫌弃，丝毫没有“专家”、“权威”的优越感。他热心地为每一个人治疗，有时还亲自护理伤员，包扎伤口，照料起卧，给伤员喂饭，甚至给伤员端屎端尿。他不知道休息，工作夜以继日，同普通战士一样粗衣淡饭。他怀着最真挚的感情，对待每一个阶级弟兄。六月底，白求恩同志和他所带领的东征医疗队，在冀中完成了任务，由一个连护送他们返回冀西。途中在铁路边的清风店隐蔽休息，准备天黑时通过封锁线。白求恩同志偶然发现有个老乡在墙角痛苦地呻吟着，经过检查是患胸脓肿。白求恩同志决定立刻开刀治疗。这个村子处在敌人的封锁线上，铁路上经常有敌人的铁甲车往来巡逻，四处打炮，万一暴露目标，就会发生危险。但是，一切劝说都无效，白求恩同志坚持要做好手术再走。不得已，人们只好把手术器具卸下来，布置了简单的手术室，就在敌人眼皮底下，白求恩同志仅用二十分钟就成功地做完了手术。这是他在冀中地区做的最后一次手术。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到冀西参加晋察冀军区召开的会议时，又一次见到了白求恩同志。他本来因病到后方去休息，路过这里，听说我来了，特意跑到住处看我。我留他一起吃饭。分别四五个月，他的模样有了很大变化，面容憔悴，身体衰弱，但是，目光依然炯炯有神。随行的同志说，白求恩同志在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受了伤，最近又患了感冒，聂荣臻司令员接他到司令部去休养治疗。这时候，远处忽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白求恩同志猛地站起来，问：“有没有伤员？”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同志们回答说没有。但是，白求恩同志再也坐不住了。他和我匆匆告别，就向枪响的方向奔去。走出不远，正碰上前方抬下来一名头部中弹的伤员，伤口已经发炎化脓。白求恩同志一见就发了火，责问为什么不告诉他有伤员。于是他马上停下来为伤员做手术。因为是回军区司令部休养，手术器具不在身边，就临时找了些工具来代替。手术时没有戴手套，白求恩同志原来受伤的手指感染中毒，转为败血症。十一月十二日，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英勇战士白求恩同志，终于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白求恩同志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就给聂荣臻同志写了最后一封信，把自己使用的手术器械都送给军区医疗部门，并把个人物品分送给中国同志，送给我一双长筒马靴和马裤作纪念。在弥留之际，他仍然念念不忘部队的医疗工作，告诉身边的同志，在平津采购药品价格太贵，要另开门路，为部队节省开支。不几天，护送白求恩同志遗体的队伍，从我住处经过。我看到他那庄严刚毅的遗容，心情非常沉痛。他常说的“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这句话，始终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白求恩同志的牺牲，使晋察冀军民感到无限悲痛。大多数纯朴的农民虽然不常听说加拿大，却很熟悉白求恩，并从此才知道加拿大是白求恩出生的故土。白求恩同志牺牲时，北岳区的反“扫荡”战斗还没有结束，葬礼未能立即举行。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我见到聂司令员，谈起白求恩同志的事迹。聂荣臻同志说：我们要给白求恩同志修一个墓，永远纪念他。很快，在唐县军城山上为白求恩同志建立了一座陵墓。墓顶是一个地球，象征着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墓边有聂荣臻等同志的题词。我也题写了“人类解放战线上最英勇的战士”。以后在大“扫荡”中，白求恩墓被敌人破坏。白求恩同志留给我的纪念品，坚壁在张各庄山洞中，可惜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战争中都遗失了。白求恩同志的遗体，解放后又重安葬在石家庄烈士陵园，现在的墓是按原样重修的。
白求恩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具有最彻底最坚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无限热爱人民，无比憎恨法西斯。他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后，身上带着炮火的硝烟，又来到中国抗日战场，与敌后军民同生死，共患难。他以自己不朽的崇高行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白求恩同志的一生又是不断创造的一生。他医术精湛，拥有三个博士头衔，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是他从不自满，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坚持面向实际，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直到停止呼吸前片刻时间，白求恩同志还忍着伤痛坚持补充和修改自己的医疗著作。可以说他是为工作而活着，又是为工作而死去的。工作和他的全部生活是无法分开的。这正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也是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一生。中国人民将世代铭记白求恩同志的伟大功绩。
国际友人，除了白求恩同志来到过冀中，美国记者斯诺也来过。最早来冀中根据地的，有英国学者林西（燕京大学教授），以后叫林迈可。后来又有美国记者韩森（实际是美国使馆武官）、美军观察组卡尔逊等人来过。他们参观了冀中根据地的民兵、部队，也访问了日本俘虏。我和孙志远同志和他们交谈过。这些人分别在美、英有影响的报纸上报道了我们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各国的极大注意。林迈可夫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与我们的同志一起进行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培训。解放后他又多次访问过中国。近年来韩森又两次访问了我国。总之，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通过陆续求访的国际友人的对外传播，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这里，我还想起柯棣华大夫。一九三八年夏天，柯棣华大夫刚从印度的医科大学毕业，因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志愿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并且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以后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一段时间，又转道冀南、冀中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他在晋察冀曾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处处以白求恩为榜样，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他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女教员郭庆兰结婚，生下一个儿子，是聂荣臻司令员给起的名字，叫印华，以示中印人民的友谊。一九四二年，柯棣华大夫在晋察冀加入中国共产党。柯棣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但他坚决拒绝到延安或者回国治疗。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不能离开伤病员!”但是，由于他这种病频繁发作，抢救无效，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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