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的春夏间，有大批平、津、保青年学生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参加军工、卫生、教育、文化等各项工作，人才济济，生动活泼。他们的到来，给根据地的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抗日气氛更加活跃。这些人与冀中当地的知识分子，还有陆续从延安来的干部汇合在一起，在冀中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建立了一个火线剧社，演戏的作用很大。保定附近清苑县有一个联庄，我们一去就打，路也不让过。后来，剧团在它附近演了几场戏，联庄的人，先是青年，悄悄地过来看戏，越来越多。从此把人都争取过来了，成立了一个大队。
卫生、军工方面，更是知识分子发挥专长的天地。
“七七”事变后，张珍同志从北平回到家乡来了。他家是一个大家庭，他的哥哥张省三，弟弟张学轲、张学儒都参加了革命，他们的父亲是个中医，还有母亲，都很支持革命。我们去路西整训，来回都路经他们家，招待我们，非常热情真挚。像这样全家都参加革命的大家庭，在冀中还有不少，如深泽王晓楼一家，安新刘亦（即刘君达）一家。真正称得上是抗日之家，革命之家。张珍回到定县以后，我们就要他来做城市工作。因为打仗就要死伤人，没有医药不行；通信也要收发报机；打仗还需要造手榴弹、地雷、炮弹、子弹。城市工作很重要。我们要张珍同志从城市动员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来；大量地运进药品和医疗器械；运进收发报机的零件进行装配。张珍去一分区，在滹沱河滩见到有几条装满物资的船，老百姓说是炸药，谁也不敢接近。经张珍检查，结果大部分是氯酸钾、赤磷、铜管、铜线、钢材等等，都是搞军工的好材料。这些材料在抗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吸收平、津等地的知识分子，培养军政干部，我们举办了各种训练班以及军事干部学校。每期几个月，人数几百人，对象主要是冀中的中小学学生，再就是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招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些训练班和干部学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的军政干部。
在卫生技术方面，我们积极地从城市，如北平、天津、保定等动员医务专家、教授、医生、护士到根据地来，并运进医疗器械和药品。首先是动员北平与冀中有关系的医生、护士和保定医学院的内、外科主任、教授、教员和学生来参加抗战，然后通过他们动员他们的同学、同事到根据地来。在抗战热潮推动下，专家、教授越来越多，著名的有殷希鹏教授，留学日本的陈淇园、张文奇等同志都来了。殷希鹏是名教授，张珍同志曾经亲自到殷希鹏教授的家乡去请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他不好意思地说：“听说参加八路军就是义务兵，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主要靠我看病收入来维持生活，我一走，家里生活就成问题了。”张珍马上把一个县长请来，让他对殷希鹏家的生活给予照顾。殷希鹏一来，保定医学院的刘朴等一些教授也都到冀中来了。
为了能稳定地得到医疗器械和药品，我们与北平协和医院建立了关系，该院总务李庆丰同志负责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器械和药品。另外有个黄浩同志，他是教会长老、小学校长，是医科学院的老毕业生。他是个抗日爱国的知识分子，与协和医院有着很好的关系。他自愿担负了由协和医院向冀中输送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任务，每月输送十几批。光是甲种的、乙种的、丙种的手术包就有几百份，还有各种药品和器械。从协和医院运来的药品和器械，都是先运到保定西关的丝罗医院和教会办的南关医务所，这些地方的负责人都让我们争取过来了，所以东西一到那里，很快就能运到冀中来。这些医药、器械不仅装备了冀中的卫生部门，也还装备了一二〇师。
白求恩大夫一九三九年到冀中来，对我们动员到根据地来的一批教授、专家和大夫很欣赏。因为这些同志大部分会说英语或德语，并且都有较高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技术，可以和白求恩大夫直接讲话和交流经验，所以白求恩大夫非常高兴，多次对负责军区卫生部工作的张珍同志说：“你们从哪里动员了这些人才呀？”这些卫生技术人员当时都吃大锅饭，白求恩大夫对此很有意见，批评说：“怎么让他们与战士们吃一样的饭？”张珍只好向白求恩大夫解释，我们有规定，对他们按重病号待遇，要吃细粮，吃鸡蛋，可是因为环境艰苦，没处买。再说，在技术人员中也执行不通，你给他做面条，卧上个鸡蛋，他说什么也不吃，还是抢着去吃小米饭。这些同志革命精神很强，以后有的成了冀中军区的骨干，也有的成了白求恩医院的教授，为建立我军和我国的医疗体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后来，我们自己也成立了医药材料厂，生产脱脂棉、药布、玻璃仪器、瓶子等等。那时，我们还生产了硫酸、硝酸。聂荣臻同志说这些同志都是“土专家”。张珍同志就对他说，这些同志有清华、北大、南开的，还有留学的，怎么是“土专家”呢？聂荣臻同志说，当然是“土专家”呀!外国工厂都是用特殊钢材、设备才能搞成的，而你们什么也没有，就把硫酸、硝酸生产出来了，把药品问题解决了，炸药问题也解决了，不是“土专家”是什么？聂司令员所说的“土专家”，就是说用土办法，用瓷缸作工具，生产出的硫酸比用特种金属生产出来的产品纯度还高。
在通信方面，我们从冀中各县城搜集了一批普通电话，但还不够，就又从城市买了好多零件，装了一批比较先进的军用电话，以后又有所改进，利用电台同时跟四五个单位通话，互不干扰。那时，电线没问题，铁路沿线有的是。群众拆电线一天少时几百斤，多时几千斤，既破坏了敌人的通信设备，又为我们提供了电信器材。为了鼓励群众，我们发给他们奖章，多少给点报酬。武汉失陷之后，我们分析敌人肯定会调用大军进攻冀中，就开始搞收发报机，动员大学、电台的技术人员到根据地给我们装配电台，以备在敌人进攻时有线电话不行了，就用无线收发报机通信。北平惟一的燕声广播电台是国民党和资本家合搞的，电台的技术人员中有个姓金的，还有李雪同志，都帮我们搞收发报机。这些器材先从北平运到保定无线电厂，保定无线电厂霍常和就想办法往根据地运。运输有很多困难，敌人检查得很严，收发报机的真空管被查出来就要杀头。于是同志们就用猪尿脬把部件装起来，埋在大粪里往根据地送。猪尿脬就和现在的塑料布一样，用它来装部件，这个办法很好，真解决问题。后来，还在军区司令部成立了一个收发报机培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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