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阜平的时候，正在召开晋察冀边区代表大会，我和孙志远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也就是边区临时政府，推举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聂荣臻、刘奠基、张苏、李介庸、娄凝先，还有我和孙志远。边区临时政府是统一战线形式，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少数民族，它的实际内容是团结抗日与实行民主。
我和孙志远还参加了军区政工会议，听取了聂司令员对冀中工作的指示。他手指地图对我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
关于平原游击战，从战史来看，在以往并不为人所重视，因为受地理条件限制，其范围不能超出某些被限定的地域，不能突破山泽湖沼森林等地区广泛活动。自“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要灭亡我全中国，奴役我全民族，进行最疯狂、最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对中国进行了空前未有的浩劫，激起中华民族愤怒的火焰与政治的觉醒。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全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一致奋起，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进行了英勇斗争。因此，凡是被敌人占领的地区，不论山地还是平原，都同样地开展着广泛的民族自卫战争。游击战已经打破历史的成例与地理条件的束缚，同样在平原发挥其伟大作用，因为保持大部分的人力物力，不为敌人所利用，更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抗日战争中，平原游击战的发展，就不仅可以成为事实，而且也是客观环境的需要，超越了地域条件的拘束，必然产生的结果，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对这一点，当时还是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是在平原上坚持游击根据地，是否可能，就不是那么明确了。
在讨论冀中工作的时候，大家也议论过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的困难性，平原上对具有机械化装备的强敌作战确实很困难。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都建在山地，便以为只有在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分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聂司令员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光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脚。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地形靠得住。就说大山吧，如果山上没有群众，山路又很窄，敌人把山路一堵，我们根本不能坚持，不用说别的，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没有群众供养我们，难道能吃石头嘛!对于建设敌后根据地，首要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地形的作用还是比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晋察冀这块根据地虽然发源于五台山，但我们不是有了五台山，才有了这块根据地，而是敌后的群众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才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
聂荣臻同志的谈话，使我开始懂得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在冀中平原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我非常同意聂司令员的意见，说：“冀中区位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在津浦、平汉、北宁三条铁路干线之间，是一个战略要地；平原地区，物产丰富，是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较之在山区，虽然有一些不利的地形条件，但这里人口众多，文化比较发达，有群众基础，又有山区根据地作依托。日军兵力不足，只能守住大城市和沿铁路线上的城镇，而广大乡村和铁路线以外的地区都在我手。我们依靠广大群众这个‘人山人海’，到处可以走来走去。”聂荣臻同志又说：“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出借鉴的经验。”聂司令员这番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同时，也使我们感到肩上的责任光荣重大。
于是，明确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这就是：树立冀中的中心区，改造杂色武装，肃清反动势力，有计划地扩大武装力量，改造旧政权，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安定人民生活，建立抗日秩序。
在我们返回冀中之前，聂荣臻同志还同我谈到了筹建晋察冀边区银行问题。建立边区银行，这是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发展边区经济，打击敌人掠夺的重大经济政策之一。聂司令员当时对我说，建立边区银行，不用国民党的票子，抵制敌占区发行的伪钞，但是目前没有基金。我说，我们从安国商会搞到的三万块钱还没动，可用作基金。并商定回冀中后即着手筹办晋察冀边区银行，指定由原六九一团军需官关学文任银行行长，从安国县筹措印刷钞票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着手发行边币。雷鸣远曾大力帮助购置印刷机械等。
路西整训时间虽短，收获很大。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亲眼看到和学习了一些红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增强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信心。
收编杂色武装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我们从平汉路西回到冀中。部队还是按来时路线过路。在定县，先在美国传教士开设的“救世军”医院购置药品，然后炮击火车站。该医院坐落在空旷之地，二团一营毫无声响地进去了。这个医院院长一家有五六口人，从寝室来到客室，一个个身披睡衣，一见屋子里挤满了军人，很惊慌，以为大祸临头。我们的同志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说明了来意。主人看到我军纪律严明，对国际人士态度友善，于是问道：“知不知道吕正操团长？”于权伸回答：“我们就是吕团长的队伍。”主人听了，这才放下心来。卫生处要派人去药房看一看，主人很高兴地带着去了。主人说，可以任意选取。大家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转回来，一瓶药也没拿。原因是上面没有中国字，认不清什么药，不好动手。结果以为小瓶的是贵重药，就决定拿小瓶的。大家一齐下手，都把小瓶药给拿了，然后请主人收款。主人表示，能有机会给抗日军捐赠药品很高兴，求之不得，坚持不收分文。我们的同志说明我军的纪律，诚心诚意地请他收款，他声明只是为了尊重我们说的话才收款的，仅仅收下五十元。事隔不久，上海英文《密勒士评论报》以同情的言词予以报道，我们的《自卫军报》把这篇报道转载了。
过路后，我们在张珍同志家里吃的饺子。这里不久前发生一次惨案。敌军在向我五台山地区发动围攻的同时，也向冀中地区发动了几次局部性的进攻。一天，定县敌军二百余人，乘汽车十余辆，突然袭击了城东南大小王耨村一带，这里是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发祥地。敌人烧毁了许多房屋，用火烧、水淹、刀刺、机枪扫射等残酷手段，杀害当地群众二百余人，造成了抗战以来冀中地区的又一次惨案。高阳、安新被敌人攻占，保属特委负责人薛振彦同志（即肖蒂）在安新战斗中英勇牺牲。
为了统一和加强冀中地区党的领导，确定成立冀中区党委，聂荣臻同志派鲁贲同志和我们一起回到冀中，鲁任区党委书记，负责筹备区党委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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