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二团阵地失守，我左翼第三营第九连在单线防御配备薄弱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受到敌人炮火压迫和左翼包围。第三营营长刘裕勤给我打来紧急电话：“敌人冲过河了，怎么办？”我说：“死守阵地!我就来。”我骑马立即赶到。到了那里，营长刘裕勤、副营长王德平、连长王宽民，还有一个姓李的排长，这四个人都是党员，在阵地上光荣牺牲。但阵地守住了，敌人从六九一团和六九二团接合部突破防线。此时以六九二团的第五连及士兵一排，增援孟各庄，终因飞机的威胁，以及时机的失掉，未能奏效。六九二团溃散，该团一营长被旅长丛兆麟的亲信就地枪决，以推卸罪责。丛兆麟本人又来到六九一团团部找我，想趁机加罪，恰我在前线阵地，没碰上，他捞不到什么，就急急忙忙跟随大队溃逃了。
敌人突破防线后，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永定河滩是一色的沙地，沙地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细柳，与此相连的庄稼地，种的是高粱和葵花。当时我们团部的人员都分散在高粱地里，没有受到损失。
入夜后，我团在原地休息。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一，快到中秋节了，月亮升起得早，当太阳刚刚落下去，它就挂在东南天空中了。一场战斗刚刚过去，一切都显得很安静，这很自然地勾起了官兵们的思乡情绪。“每逢佳节倍思亲”，不少人在心里怀念着沦亡的乡土，思念着不知流落何方的亲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为不能保卫国土而焦急忧虑。
到十八日晚上，我们就整队沿河堤往南撤退了。
激战梅花镇
南撤途中，李晓初和我们商议，如何具体地贯彻执行北方局让我们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路过任丘时，他留下来找地方党，决定找到关系就立即通知部队回师北上。任丘是保属特委活动的中心区，牛氏三杰的家乡，李晓初在北方局做党的组织工作，曾和地方党组织有过联系，了解这里的情况。可是，因为部队连续转移，任丘分手后，我总也没有得到李晓初的消息。
永定河战斗后，我们曾作过一次战斗检讨。争论结果，从士兵到官长，一致感到不能单纯防御，久守必败，要求打运动战和进攻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主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但军长、师长一味撤退，没有人组织战斗。我们从任丘又转到饶阳城北渡口，过了滹沱河，才赶上了五十三军大部队。
继续南撤。
六九一团作为东北军的一个团队，绝大部分官兵都是东北人。不断南撤，每个官兵都清楚，这分明意味着离开家乡越来越远。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返回家乡；甚至也不知道，今后是不是还能回到家乡，能不能再见亲人。
南撤，南撤，究竟撤到哪里才算一站呢？在南撤途中，士兵们纷纷议论起来：
“堂堂几尺高的男子汉，要劲，满身是；要枪，手里有；眼看着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不让去打，真是活受罪!”
“妈拉巴子的，蒋介石跟秦桧一样，把咱东北送给鬼子还嫌不够，又要送华北了!”
“他呀，就会坑害咱们杂牌军。每月发那么六角钱，够喝西北风的!再看看这穿戴，简直像个叫花子。这窝囊气我可受够了。”
“有朝一日，老子不干了。你蒋介石不抗日，中国自有人领着咱们抗日哩!”
听到士兵们的这种呼声，我感到很高兴。他们要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寻找共产党的领导。这说明，几年来党的工作在这支部队里生根发芽了。
一天夜晚，我正在屋里看地图，沙克来找我。我也没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就先对他说：
“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我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
我的话正合沙克的来意，他便立即接过话茬，说士兵们也有这个要求，问我怎么办好。我说，我们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目前，应先抓紧“东抗”，团结群众，一面做好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准备，一面寻找党的关系。沙克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便去找各连的“东抗”负责人开展工作。
我团官兵忍着眼泪，让大片的国土在脚下丢失。蒋介石作为削弱异己的一种手段，让嫡系先撤，杂牌殿后。而我们团又奉命掩护五十三军，更是处于一种最危险的位置。万福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安排，又偏巧为六九一团脱离五十三军提供了方便条件。
十月九日，在束鹿东南耿庄村，接到师的命令，要我团开往藁城南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于是，我团即按行军序列，向指定地点急进。
十月十日下午，我团先头部队，将进抵半壁店时，突然发现敌人骑兵，约五六十名。敌人的骑兵也发现了我们的队伍，并有占领村庄的企图。我先头的尖兵连长非常果断，即令尖兵排以极快的速度，跑步抢占村庄，其余两部由村之两端取包围形势，进攻敌骑。发生激战约一小时，敌人的骑兵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少尉队长一名，士兵八九名，战马八九匹；伤敌十余名；缴获马枪两支，战刀四把，钢盔四顶，洋马鞍五盘，还有不少其他的军用品。综合这次战斗所得战绩，对敌人的战斗，处置迅速，向敌进攻，官兵士气非常旺盛。我们部队毫无损伤，因此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更相信运动战和进攻战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战术，要求打运动战、反对死守的呼声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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