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下,由鄂豫皖根据地转进陕南、陕北。高福源随六十七军尾追红军入陕,驻扎富县,对红军再次展开进袭。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学良被委任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率东北军在陕甘一带“剿共”。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短短的几十天内,东北军一一〇师、一〇九师在大小崂山、直罗镇战役中先后被红军歼灭,何立中和牛元峰两位师长被击毙。在十月二十五日榆林桥一役中,六一九团及一个营(一〇七师师长刘东临时将六二一团的一个营配属给高福源指挥),也被红军吃掉,高福源负伤被俘。
这一连串的惨败,使背井离乡,亲身感受到国破家亡痛苦的东北军广大官兵,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对蒋介石驱使他们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表示强烈不满。有些官兵愤怒而沉痛地说:“东北军应到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与其和共产党作战被打死,不如同日寇拼死!”事实使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省悟到,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是消灭不了的,若继续内战,不仅损伤国力,丧失民心,给日军大举侵吞中国领土以可乘之机,而且连东北军自身也将在内战中消耗殆尽。这一时期,日军也加紧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更加高涨,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现实迫使张学良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认识到只有联共抗日,才能打回老家去,收复国土,以洗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也正是在上述三个战役之后,我党乘胜对东北军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为争取东北军抗日,红军对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待之如宾。他们的生活都优于红军,负伤的官兵都得到红军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经过参观学习,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启发他们的觉悟。除愿意留在红军者外,先后释放回去了两千多人。他们后来都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许多东北军官兵愿意联合红军,打回老家去。火线上东北军与红军时有往来,并举行座谈和联欢会。个别部队还和红军私下商量局部停火,互不侵犯。
高福源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学习班,还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上级发给他们材料,让他们学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纲领。所发材料,高福源都感到特别新鲜,往往一口气读完,尤其是共产党《八一宣言》,他连续读了多遍。宣言里精辟的抗日主张,共产党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深情,使遭受蒋介石欺蒙的高福源,如大梦初醒,茅塞顿开。当初被俘时不知吉凶的恐惧心情云消雾散,成为如饥似渴的学习积极分子。其他被俘官兵,在思想上也相应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纷纷表示热烈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被俘东北军军官的思想转变,曾亲临学习班,召开大会,深入浅出地为全体学员作了一次报告,形象生动地分析了抗日道理,指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并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
周恩来同志精辟的分析和亲切的话语,给高福源很大启发和鼓舞,他决定返回东北军,把所见到的和所理解的一切带给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将军做联共抗日的思想工作。党的领导机关决定先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他。接见时,高福源向李克农谈了几个月来的思想转变,十分敬佩红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诚恳地说:“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东北军大多数官兵,以至张学良将军都会同意和敬佩的。我愿去说服东北军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执行这项任务?”
高福源的这一要求经领导同意后,便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回到甘泉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被红军围困在城里的同事、挚友,一名东北军的营长周祖尧现身说法,讲明东北军应与红军合作,才有可能收复失地,拯救东北父老于水深火热之中。指明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和红军打仗,是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险恶企图,认为甘泉城是守不住的,不能再当第二次俘虏。他一再向周祖尧剖陈利害,才打消了周祖尧坚守甘泉的念头,产生了与红军和谈的愿望。第三天高福源临回苏区前,还再三叮咛周祖尧,只有与红军联合才有出路,没有粮食吃找红军解决,可不能把东北军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无谓牺牲。
两三天后,周祖尧接到高福源从苏区托人带来的信,告诉他,红军愿与甘泉城的守军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希望尽快派代表去谈。周祖尧商得守城指挥官张文清同意,派他的副营长郭绍宗为代表,来到红军驻地道左铺彭德怀的指挥部,经两次会谈,达成协议:红军主动撤围,停止敌对行动;在甘泉城北门外二里的空场上设立市场,自由买卖。守城的东北军可外出购粮,解决严重的缺粮问题。从此,红军与守城的东北军成了友好邻居。当开赴山西抗战的红军路经甘泉城时,东北军官兵成群结队在城墙上鼓掌欢迎。红军指战员高呼:“欢迎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同打回老家去!”城上城下激荡着团结抗日的口号声。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其中也包含着高福源奔走斡旋的功劳。
高福源返回苏区不久,又给他的老友、驻洛川六十七军参谋处长佟道写信,叙述他被俘的经过和共产党、红军愿协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并请佟道代为转达他要回洛川军部面见王以哲的要求。当时王以哲奉张学良之命,正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得知此信,即令佟道将高福源秘密接回洛川。
高福源回到洛川军部后,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和他进行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将军,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给他的信件,然后陈述了共产党的联共抗日方针。指出联合抗日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张学良采纳了高福源的意见,命他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高福源返回苏区,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和张学良、王以哲的谈话情况,递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出发前,高福源再赴洛川,约好红军与东北军王以哲电台的联络呼号、密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二月二十一日,李克农一行六人,在高福源的引导下,由瓦窑堡出发,二十五日在大雪中安抵洛川。王以哲、赵镇藩予以接待,并密电张学良。张学良因为去南京开会,电嘱王以哲妥善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回洛川后再谈。经双方协商,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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