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刚刚通过报章、电台、电视台把消息传播出去，不久，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挑战者号》再次升空。
像往常一样，NASA电视实况转播了发射全程。在那四天前，因为《航海二号》航天飞机前往天王星探测时，发现了九个月亮，还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美国人都喜气洋洋，又兴奋地关注着《挑战者号》的发射。数百名世界各国的记者也齐集现场，进行报道。
一位中学女教师是七位太空人中的明星，她还计划在太空给美国中、小学生上两堂课。所以，全美国的教师和学生也都等待在电视机前，观看那次航天飞机的发射。但不幸的是，刚升空不久的《挑战者号》，竟然在几乎全美青少年的众目睽睽之下，爆炸了！那竟成了孩子们“生与死”的第一课。
这次爆炸，震惊了世界。
按照美国人的民族性，向太空进军的意志更加坚强。里根总统当即宣布，太空研究计划要踏着牺牲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在民意调查中，也有百分之七十的民众希望政府继续投资太空研究。但是，《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方案的征集却因此停顿了下来，直至一九八六年三月下旬都没有收到一份实验提案。
李杰信的国际长途电话打到了《人物述林》组的办公室，王元洪气喘吁吁地跑到机房叫我接听电话。李杰信急切地询问征集不到实验方案的原因。我说，可能大家都以为，《挑战者号》爆炸了，“零星搭机”活动就没法子进行了。
好事多磨。为了如期在一九八六年暑假举行实验方案的地方评审，如果“普遍开花”来不及了，“重点发动”也要强过活动半途而废啊！
李杰信接受了我“舍车马，保将帅”的建议。他在四月份再次来到中国，与中国宇航学会副秘书长付炳辰和我组成了三人小组，只利用了五天的时间，在北京、西安和上海进行了重点发动。付炳辰负责联络地方科协去组织大会，李杰信在会中进行“零星搭机”活动的宣讲，我则负责在各地的电视、广播和报刊上进行报道。
对我来说，只有飞机落地之后才能开始新闻单位的联系工作，时间相当紧迫，加上我对西安和上海又人地两疏，为了能按时到达宣讲大会现场，我的做法有时等于“绑架”。我往往二话不说，先把记者甚至编辑部主任“押解”到车上才向他们解释缘由。好在我们做的是有益于孩子们的事，我还是得到了新闻界同行们的理解和支持。
那是一次难度很大的宣传组织工作，但对实验方案的征集，确实起到了广而告知、起死回生的作用。
从电视播音员半路改行作了电视编辑。记者，好几年了，我一直绷紧了弦拼搏着。我可以在大制作中井然有序。指挥若定；我可以不辞劳苦，带队拍片；我可以寻求经费，出国采访；我可以自写、自编。自导、自演，业务熟练。在后期合成阶段，我又可以独立操作，并乐在其中。对于非得团队才能完成工作的电视事业，我还能照顾到摄制小组的方方面面，合作关系良好。
虽然，人们都说我是“女强人”，而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敏感和脆弱。忙碌过后，我渴望像只小猫似的，跳上主人的膝头，安睡片刻。但我停不下来。为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停下来。我身心疲惫，我累极了！
没有事业，人生就没有意义；但灵魂孤独，生活也苍白无力。我已不再年轻，那一份使两个灵魂碰撞出火花的感情是那样可遇不可求；但我又不算太老，还不能心如止水，还充满渴求。
李杰信在信中告诉我，“希望”和“等待”是人生中的重要角色。他要我的生命中有希望。有希望就有等待，有等待就有快乐。他还说，他要把我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未来的生活一定是快乐幸福的。
天时。地利、人和。两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顺利地进行着，而“两地书”的日子也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日夜夜，在喧闹后的寂静中，在“两地书”的日子里，我希望着！我等待着！我期待和憧憬着那心灵宁静的一天。
【二十八 车祸】
一九七八年以后，一些内地企、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想方设法调往深圳。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八十年代初期，我正在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王元洪的麾下干得起劲。有一天，一位戴眼镜、有些西安口音的陌生男子突然走进了马将军小院。他叫李炳南，是深圳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公司的总经理是赵紫阳的大公子赵大军。影视音像制作大约是他们业务范围的一部分。李炳南的来意是动员我加盟他们的公司。
他说，他与我大哥原在西安同一单位工作，刚去深圳不久。我想，他一定是从我大哥那里得到的马将军小院的地址。
我和中央电视台一起长大，如果后来我没有出国，大约也永远不会舍得离开电视台；另外，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我也不会离开北京，到刚刚从保安县农村拔地而起的深圳开发区“下海”，使孩子的学业受到影响。那时，两个孩子都是北京重点学校的学生。
虽然我婉言谢绝了李炳南的邀请，但他对深圳前景的信心和憧憬却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承诺，将立足中央电视台，支持他们的工作。自此，大军和炳南与《人物述林》专栏的几位同事有了来往，也与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最年轻的编剧周岭成了畅谈文学的朋友，还热情地支持周岭的文学活动。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深圳的土路还没有铺上沥青，汽车常常陷进雨后的泥浆而不拔的时候，我正祈望着从播音组调往专题部，还随专题部记者王元洪的采访小组，去过广东和福建，并专程前往深圳对海关做过报道。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大军和炳南来到北京，邀请我们前往深圳拍摄一部名叫《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专题片。同行的除了我、摄影师胡琤、特约撰稿人周岭，还有一位叫付小勇的小伙子。
七、八年过去了，重游故地，深圳的面貌已今非昔比，令我感到振奋。虽然天气炎热，但我们的摄制小组仍然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紧张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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