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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东北牡丹江的李杰信,祖籍沈阳,幼年在清源和抚顺成长。那时,他在国军中担任军医的父亲是个国大代表。一九四七年林彪攻陷四平以后,又在十一月二日打下了沈阳。大凌河结冰时节,李杰信的母亲果断地作出了全家离乡南撤的决定。于是,正在满街死人堆里捡子弹壳,玩得不亦乐乎的李杰信,与大哥、大妹和还在褪褓之中的弟弟跟随着父母开始了整整一年的徒步逃难,沿途生活的狼狈和拮据可想而知。一次,不知他父亲从哪里搞到的一点猪油拌白饭,竟成了李杰信童年记忆中最美味的佳肴。他那年才五岁,在茫茫的东北大平原上,常常跟不上家人的脚步。远远望去,他只是一个小黑点,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一路上,全家靠着父亲自制的路条混过了沿途的盘查。“公章”是用萝卜刻成的。次年四月下旬他们走过了长城,直至大雁南飞的时候,才在秦皇岛搭上一段轮船抵达了上海,并赶在国民党政府一九四八年初冬南京撤退前,路经湖南、江西到达了贵州的图云关。一九四九年九月等到船票以后,一家人便从广州上船去了台湾。

  从三十多年前,李杰信与兄长及弟妹陆续前往美国深造以来,现在,全家人已全都在美国定居了。

  战乱中,李杰信一家从祖籍东北到海岛台湾大迁徙的重大决策,竟然是由他的母亲,一位家庭妇女作出的。

  多年前,李杰信尚在人世的父亲问及妻子为何作出如此重大的抉择时才得知,她当年的决定,不过是一位聪明的母亲最本能的考虑。李杰信母亲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不出来,小孩子念书怎么办?”

  如今,这位母亲的五个子女,都受到了高等教育。李杰信的大妹是电脑硕士,两位兄弟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自己除物理博士之外,还在几近知天命之年,仅以一年时间又攻读了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管理学院SloanSchool的硕士学位。

  虽然李杰信一家去了台湾,但他的父亲仍然惦念着东北的老家,惦念着爷爷的坟冢。

  一九七九年初冬乍寒,李杰信受父亲之托,回沈阳老家看看。那次,他见到了二叔家五个都当了工人的堂兄弟,也找到了曾祖父完好的坟家,那掩埋在小丰满发电厂的高压线铁塔背后而躲过劫难的祖坟。

  自五岁背井离乡,三十二年之后首次的返乡之旅,李杰信拍下的三百多张故土的人物肖像,竟使他回到美国以后心绪不宁。望着那些没有笑脸的人物肖像,李杰信三个多月没怎么讲话。说他心中翻腾着中华民族的百年苦难,说他心中汹涌着再造中华民族辉煌的梦想,都有些像报纸上的官话。总之,他就是三个多月没怎么讲话。

  李杰信三个多月沉默的结果,是后来在南加州出现了一个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协会由与李杰信背景相同的华裔学者、专家组成。李杰信担任了会长。副会长是梁佩路。骨干成员有陈介中、周传钧、梁汉宗、李素琴、林同坡、余家煜、李隆生等。

  中国知识分子,自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号,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救国的主张,但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才终于打开了国门。此刻,仍秉持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信念的一群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的成员们想做些实事了。

  航天科学是美国的强项。多年来,被称为NASA的美国太空总署,有个“零星搭机”计划,其目的是开发全世界青少年的智力。在每次航天飞机飞行时,把空余的舱位廉价开放给各国的青少年,让他们进行航天飞机科学实验。当时,世界上已经有二十一个国家的青少年加入了这项太空计划,甚至包括了国力并不雄厚的印度都有学生参与活动,而中国的孩子们却没有机会。

  李杰信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那里是NASA的飞行实验中心之一。“科普协会”选择了NASA的“零星搭机”计划,作为在中国促进科普的切入点。他们把活动的名称定为“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他们认为,使一、两项科学实验上天不过是个手段,而选择哪一、两项实验的过程才是目的,因为动员全国青少年提出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报告的本身就是个科普的过程。

  报国总得有门,而人脉又是当今中国成就一项事业的重要条件。李杰信所以成为了那次王赣骏一行中的成员,甘愿做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色,实际上是受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华裔学者们的委托,前来为中国青少年参与美国“零星搭机”计划铺路的。

  摄制小组除了胡伊、付思和我以外,还有技术员车临。在北京紧张的采访中,摄像机的镜头始终对着王赣骏,我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李杰信的存在。

  结束了北京的采访,在飞往西安的途中,付思的座位恰巧与李杰信紧邻。

  对海外的中国人来说,与一口“京片子”的北京人聊天,有时真跟听相声似的,不失为一种享受,更何况《人物述林》组的小伙子们几乎都是“侃大山”的能手,工作完毕,扎堆聊天,天南海北,言之有物,个个“才华横溢”。

  曾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的付思在飞机上与李杰信的一通神聊,不只使李杰信大饱耳福,也使他对我们格外关注起来。

  抵达西安以后,我们的摄制小组放下行装便立即像往常一样出去“侦察地形”,并扛回了一个黑籽红瓤的甜西瓜,付思还热情地请来李杰信一起吃瓜。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电视编导,对每一个节目都不敢掉以轻心,而《故乡行》又是在根本没有考虑片子结构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开拍的,我担心回到北京交不出高质量的节目,所以,虽然我知道此行所到之处都是旅游胜地,但毫无旅游的轻松心情,直至抵达西安,我与胡伊及付思商讨完三集专题片的结构,又结束了对王赣骏的访谈,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我们的摄制小组充满活力又十分友爱,确实是个吸引人的集体。我一贯主张工作的时候人人竭尽全力,都把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至,而休息的时候,则轻松随意、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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