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是友好的表示，并无恶意，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如果予以拒绝，会伤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于不许接待大老远来访的日本女孩的经验，我对小曾说，回国以后，这套衣服就归他所有了，他有权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庄则栋的“乒乓外交”不也没请示就干了吗？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讲。再说，反正没两天就回国了，这几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过去。我还说，从中日友好的大局说，就算把中山装送给那位日本朋友也不妨，从个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装值钱得多，小曾也不吃亏。
并不是小曾舍不得那身中山装，不然他也不会来找我商量。或许是中国人在十年“文革”中被整怕了，小曾仍然心有余悸，他最终也没敢接受我“无组织无纪律”的建议。为了“不犯错误”，小曾和那位“极左”的领队汇报以后，非常沮丧地告诉我，领队说，不许换！从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个“家伙”了。
我不知道那位喜欢中山装的日本朋友第二天见到突然“翻脸不认人”的小曾究竟会做何感想？我也不知道小曾为了一件中山装而不理那个“家伙”的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去的。
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大事，报刊电视的连日报道，使日本观众也熟悉了我的形象。不论在街头采访，还是在回旅馆的途中，友好的观众都会主动前来与我交谈。当然，吕大渝是何许人也对他们并不重要，在他们眼中，我是个中国人或大陆同胞的代表。
自从邓小平一行结束了在东京的行程，乘新干线到奈良等外地去访问以后，中央电视台留在东京的工作人员就搬到了步行便可以抵达NHK的一个小旅馆去了。
有一天，当我们从旅馆步行去NHK工作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男一女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俩是台湾来日本的留学生，这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对我们的报道。在异国的土地上听到中国话，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亲切，特别是早在一九七八年两岸中国人还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对来自台湾的同胞，更应该礼貌待之。这是一种民间交往，应酬两句也是人之常情，绝对有益无害。但是，那位领队却在一旁极不耐烦又毫不掩饰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们讲话。”弄得那两位台湾同胞十分尴尬。他毫无礼貌的举止真让我不好意思。
电视台采访小组是抽调全台各工种组成的。我实在没有料到指定为领队的人政策水平竞如此低下。如果只是我个人受些委屈倒也罢了，但那位领队仅仅因为手中握有权力而使对外影响不好的事情一再发生，我则气愤之极。但我必须听从并不形于色，而且还不能对任何人在背后有所议论，弄不好，回国以后，他名正言顺地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恶人先告状”也不是没有可能。“文革”挨整的经历，已经使我有所教训。我强压下自己的怒气，觉得十分窝火。
在整个卫星传送的过程中，NHK的导播、美工、摄影、化妆等各工种的人员都表现出了极为认真的工作热情，尽管有时并不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和当时的中国国情。但这一切，都是可以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予以修正的。
日方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正式签署那天，看成大喜的日子。一位美工师找来了漂亮的绢花要我别在胸前。我明白，我的播音对象是中国观众，按照当年中国人的习惯，只有新娘结婚时才会戴花，在一个如此严肃的政治节目里，戴花恐怕不合国情。为了不扫日本同行的兴致，我先以“不喜欢戴花”为借口表示不打算别花。但是推辞不掉。或许日本美工师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不爱花的女人，他不辞辛劳地穿梭于美工房和演播室之间，为我拿来一朵比一朵更雅致的绢花，大有不到我满意为止绝不罢休的意思。但是，就算他搬来全日本的绢花我也不敢选中一朵。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让他往返无效奔波劳顿，坦诚说出我的顾虑之后，他才哈哈大笑着消停下来。大家照旧愉快合作。
但是，对双方合作中出现的这类问题，那位领队的一些没有教养的做法，却给日方工作人员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在北京，播音员并没有专职的化妆师。而在NHK，每次演播前，都有化妆师专门为我化妆。
从拍摄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开始，我就对电影化妆发生了兴趣。后来，我不只在少年宫舞蹈组演出《拔萝卜》等节目时，成为颇受欢迎的小化妆师。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开播前，我也经常被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等请去为前来演播的独唱、独舞演员们化妆。在每个六、七十年代知名歌唱家的脸上，我几乎都涂涂抹抹过。我的最高准则是怎么年轻、怎么漂亮、怎么干净、怎么自然就怎么化妆。每次，我都有一种电视台兼职化妆师的义不容辞和信心十足的感觉。
如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化妆师王希钟等偶尔被电视台请来化妆时，我绝不会放过那些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喜欢看他们钩头套，我也学会了粘双眼皮和做假睫毛。我曾想，如果给了我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我也会成为一个全能的大化妆师。
到了日本，恰巧每天演播之前，编剪新闻的时候，我都有一段空余时间。我又有了一次向日本化妆师学习的机会。
日本妇女的化妆，清淡素雅，很适合电视演播。她们还喜欢把头发高高梳起，露出光光的前额，不似中国妇女喜欢有些“刘海儿”。
按照日本化妆师的审美观，她们在给我化妆的时候，都会把我的头发梳得很高，露出我宽宽的前额。虽然这别有韵味，但我的演播对象是中国观众，我不能以一个日本妇女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
每次，日本化妆师给我化完妆以后，虽然我觉得头发太高了，但我一定诚心诚意地千谢万谢。我知道，改变发式并不困难，只需把头发弄矮一些，再拨拉下几根“刘海儿”便是，而且，要在临上阵前的最后时刻去洗手间修改。太早了，敬业的日本化妆师再有修妆时间的话，又会照她的标准处理了。
第一天卫星传送的时候，我化完妆回到演播室，一下就吸引了日本同行和各报刊杂志记者的注意。但是，领队一见到我的头发，便立刻露出不快：“太高了！太高了！”边指责还边伸手把我的头发往下压。他的举动令在场的人们十分惊讶：对日本化妆师的劳动毫不尊重不说，这种在女性同事头上的作为也实在无礼。我感觉到周围日本人诧异的目光，为了制止他这种当着外人的无礼举动，我不露声色地悄声对他说：“我懂，我知道该怎么办。你别碰我的头发！人家都看着你呢。”但他根本不予理睬，还继续用手压我的头发，气得我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
日本女翻译红子事后对我说，日本是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看到那个场面的日本人都非常气愤。他们问她：“中国的长官对属下都是这样无礼吗？”红子说，日本人还为此在背后给了他一个很不文雅的称呼。红子难过地说，她在中国出生和长大，有着一半的中国血统。中国是她第二个祖国。她不愿意听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非议。中国领队这种待人的作风使她也感到脸上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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