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又溜进来了两个人，一位是美工组的小马，另一位是放映组的大个儿。她们自然不知道我也在“中播”，于是就放心大胆地聊开了天。只听得当时可能在专案组工作的大个儿对小马说：知道吗？大渝的弟弟是反革命，首钢都已经把小报寄来了。可大渝没向组织交待。又听得小马回应：大渝也真够呛，怎么能不向组织交待呢？她又找挨斗呢！
我一声不出地躺在幕布后面把这段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好似翻江倒海。在我被打成“反革命”前，她俩都与我私交不错。特别是小马跟我更加接近，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还曾为我画过一张油画肖像。在那漆黑的“中播”，我深深体会到“墙倒众人推”的世态炎凉。
我是个“记事”的人。别人对我的爱护我会铭记心中；别人对我的伤害我也难以忘怀。当然，对伤害过我的，我的个性绝不会泼辣到让人当面下不来台。我可以不予追究，但我却装不出像往昔那般没有隔阂。
后来，小马得了癌症。我一直犹豫着是不是要去看望她，我们过去毕竟是朋友。一是为我当时“反革命”的身份，再是我对她在“中播”黑暗中那场与大个儿的对话始终不能释然，我一拖再拖，直到她去世了我都没能成行。我是不是过于狭隘？我有些后悔。
“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小马是个独生女，父亲已经在“文革”中去世。她在身后留下了孤独的老母和一个领养的儿子。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终于在小马故世后去了她家，但是，小马的丈夫老苏对我很不谅解。他说，人活着的时候不来，死后再来还有什么用？我想，小马在弥留之际一定留恋过以往一切美好的人和事。她一定也想起过我。我只对老苏说了一句：“大家都不容易。”就没再解释什么。人已逝去，一切恩怨都不必再提了。
听了小马和大个儿的对话，我没有料到首钢已经把批斗小弟的小报寄到了电视台。当权者为什么没有向我摊牌呢？是在等待我“主动交待”吗？他们打算如何处理我呢？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只因我当时过于年轻，牢骚太盛，致使政治找到了我的头上。我实在不愿意再一次被推到政治的风口浪尖去受煎熬。我忧心仲忡，茫然不知所措。
但是，中国文化讲究气节。“文革”中，我看到过人们私下对“反戈一击”举动的轻视。我的处境已经很糟，假如我再没点气节，连我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更何况他人？我始终引以为做的是：在任何压力下，我都挺了过来，从来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而乱咬过任何人，哪怕是整过自己的人。
前思后想，我还是无法相信对小弟“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指控。我仍然采取了保持沉默，听天由命的态度。
后来，掌权派并没再为小弟的事情来找过我的麻烦。思来想去，我终于茅塞顿开，似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对小弟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指控离谱太远，可能连他们都不能相信我那位尚未成年的装卸工小弟是块当“情报部长”的材料；加之造反派正处于分裂成“总部派”和“整风派”的过程之中，同室操戈，已经无暇“痛打落水狗”了。
政治斗争的形势，变幻莫测。正如《红楼梦》里甄士隐在《好了歌》里唱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文革”早期，作为群众，虽然赵忠祥夺权、掌权，“造反”了一段时间，但他也不是赢家，后来，也成了“阶下囚”，坐进了“一零一”房间，日子也很不好过了一段时间。“一零一”就是把我打成“反革命”，被勒令交待“反动思想”的警卫哨位旁边的那间办公室。
那是“文革”中期抓“五·一六”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被一位任党小组长的复员军人叫到电视台前厅问话。因为我并不是“依靠力量”，所以对赵忠祥被“揪”的来龙去脉，并不知情。那位党小组长开始对我还和颜悦色，因为我们原来都参加了保守派“过大江”战斗队，关系曾不错。他说，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攻击”了周总理，我当时在场。他叫我揭发赵忠祥“反对周总理”的罪行。
不管历史最终对周总理如何评价，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我和北京老百姓在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的时候，真有“天塌了”的感觉。那时，我是不会容忍任何人攻击周总理的。
赵忠祥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攻击过周总理。就凭当时我们是对立面这个事实，就是有这种话，他怎么会跟我说？
我对那位小组长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小组长说：“当时大段也在场。”大段是广播学院毕业的摄像师。
我说：“那你怎么不去让大段揭发？”
小组长又说：“你好好想想赵忠祥当初是怎么整你的？”
我急了：“那也不能因为他整过我，我就造谣呀！”
小组长翻脸了：“你站在什么立场上？”
我也跟他拍了桌子：“实事求是的立场。你敢把大段找来，咱们三头对质吗？告诉你！我不是党员，党纪管不着我，但我是公民，如果真有那么回事，我可以受国法处置。”
我火冒三丈，二话不说，扔下那位小组长，连门都没敲，就闯进紧挨着女厕所的“一零六”党支部办公室大喊：“管不管你们的×××了？有他这么说话的吗？”那屋子里坐着七八个头头，正在开会。我把事情经过嚷完以后，也不等他们表态，又二话不说，摔门扭头就走了。
不知道那一屋子“丈二和尚”在我走后说了些什么，好在那时文艺播出部登场掌权的又换成一些保守派的党员和复员军人了，后来倒没人再对我提及此事，也没人再来找我揭发赵忠祥了。但我却十分后怕。我都落得这步田地了，怎么还是这种不管不顾，火一点就着，连天王老子都敢得罪的脾气？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总干这种行动走在大脑前面的事呢？果真“江山易改，杂性难移”吗？我早晚还会为自己的个性招惹麻烦。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上层存在着政治斗争，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和白宫，互揭丑闻、吵吵闹闹，绝对天经地义，倒是安定团结、保持一致，显得不够正常。但是，不管闹得如何不可开交，哪怕像台湾的“国民代表大会”或“立法院”那样破口大骂、大打出手，纵观世界也绝没有一个地方似中国的十年“文革”那样，把全国数亿人口都卷进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上层权力斗争中去，致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都受到了灾难性的影响。
所幸的是，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已经成为历史并有所定论。如今，中华民族终于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稳步地走过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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