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归来，国家已经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从一九六四年开始，电视事业如同各行各业一样，开始复苏。年轻的电视工作者也逐渐成熟起来。
那时，我已深深爱上了电视事业，又正值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大好时光。眼前的生活是如此充实美好，我希望自己能用结结实实的步伐，一直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
但是，当我和我的民族一起刚刚走上坦途。又到了建国后近几十年中“七八年来一次”的“阶级斗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历时十年的更加深重的灾难，波及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以及每一个人的命运，我也未能幸免。
【十九 文革开始了】
一九九六年，距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那年春天，英国《天下华人》杂志的总编辑吴真谛和她的夫婿——《天下华人》编委王志兴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位朋友邀请了一些在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与他们座谈，我也被邀出席了聚会。
英国的《天下华人》从编辑到印刷都堪称一份很有水准的海外华人刊物。那天，吴真谛送给了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一九九六年三四月号的《天下华人》新春特刊。在“文革三十年专栏”里有作者则鸣的一篇文章，目录上的题目是《老舍之死及其他》，文中的题目则为《被青草掩没的坟冢》，副标题是“文革忏悔录”。文中谈到了刘少奇、王光美。老舍、赵丹、韩美林、马连良等人在“文革”中被揪斗以后，他们的部分亲人“大义灭亲”、“划清界限”的表现。
文章中还有一段写着：“中央电视台的两位播音员和著名节目主持人，都是‘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当时的同事很少有人逃脱他俩的揭发。”
《天下华人》刊登的那段文字使我深感意外：移居美国十多年来，我从没向任何人讲述过“文革”中发生在我生活里的故事，但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竟然已经流传到了海外。我预感到，那段历史早晚会公诸于世。
吴真谛对我说，原来，文章中点出了赵忠祥的名字，出版时又删掉了。她说，她是去北京采访的时候，听别人谈起那段往事的。她希望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被赵忠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经历。我谢绝了。后来，吴真谛又从英国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向我约稿。我没有给她回电话，一直沉默着。
其实，吴真谛并不是第一个要我写出那段往事的人。去国五年，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我曾四度回国，每次，都有一个电视台老同事的叙旧聚会，每次，都有曾一起走过“文革”岁月的老朋友要我写出赵忠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文革”是中华民族近几十年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些年来，中国人虽然没有把“文革”挂在嘴边，但却把“文革”记在了心里。中国人并不健忘。我对往事也依然清晰。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又一次回国。有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电梯门口，我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赵忠祥。我们只是一般地打个招呼就擦肩而过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当我十六岁刚刚摘下红领巾，走进电视台的时候，就和同样年轻的才十八岁的赵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苦练基本功，度过了人生中青春鼎盛、充满理想的年华。如今，中央电视台已经走进第四十个年头，赵忠祥和我也已年过半百。本来，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至少也是人们常爱说的“老战友”，我难得回国的时候，也应该像渴望去拜访沈力等老朋友一样去看望一下赵忠祥，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友情。这样的结果也不会是赵忠祥所希望的。我之所以没有很爽快地答应《天下华人》杂志的约稿，就是因为发生在我与赵忠祥之间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赵忠祥把吕大渝打成了反革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概括得了的。赵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个年代，事情似乎无可避免。这一切该归罪于谁呢？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原因很简单：红卫兵砸“同升和”鞋铺招牌那天，我正好乘四路无轨电车路过王府井，看了一个清楚。到了西单的时候，只见满街的红卫兵追着行人剪长辫子和细裤腿，吓得我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惊魂不定。当天晚上，红卫兵又在我住的广播局新三零二宿舍的院子里挑灯夜战，批斗一堆据说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头和老太太，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凄惨无比。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平日风度翩翩的女台长孟启予面色阴沉，她被人剃了阴阳头，只好戴了一顶蓝布帽子来上班。以后，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那些低头、弯腰、挂牌子和“喷气式”也使我胆战心惊。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时不可能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路线斗争”实质上是毛泽东排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我当“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于看不惯那些武斗和羞辱人格的做法。
后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八大部口分成了两派。“造反派”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战斗团”；“保守派”叫“兵团”，被称为“老保”。文艺播出部的“保守派”给自己取名为兵团“过大江战斗队”，我参加了“过大江”。
“文革”开始不久，广播局的大权就被“战斗团”夺了去。赵忠祥是“造反派”，夺权后担任了文艺播出部的“勤务员”，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
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是政治斗争中各派系的必争之地，“四人帮”也不例外。当时，“四人帮”明确表示支持“战斗团”，三天两头有指示，还来参加他们的大会。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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