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师李振立是我们当中较为年长的一个。他勤奋好学，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颇为入迷。他和赵忠祥整天津津有味地研究着《古文观止》或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类的诗词，对李商隐、李后主、陆放翁也说个不停。那时，我真觉得他们有学问极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阅读范围开始超出一般的中外文学名著，也读起了唐诗宋词。
李振立家在农村，他的妻子在“困难时期”曾带着刚出世的儿子到北京探亲。为了解决长年两地分居的问题，李振立后来离开电视台，回了老家。虽然从此他音讯全无，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六一年冬天，他到西单买回了几根牛奶冰棍，在集体宿舍门口，我碰见了他。他说，牛奶冰棍化了水可以喂儿子。
赵忠祥比李振立多了点对外国文学的爱好。播音组里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他时常会蹦出点普希金、《红与黑》中的于连之类的话题。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是他最喜欢念的诗句。他眉毛倒挂，一副少年强说愁的表情，常常逗得我大笑不已。
电视台曾办过一个英文班，由国际组陈维熙任教，我和赵忠祥都成了他的学生。他是位归国华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有派”。
“文革”开始，这个英文班也垮了台，并成了首任台长孟启予“崇洋媚外”的罪证之一。不知什么时候，陈维熙离开了中国。
音响组的曾文济是个年纪不大的老广播，也是个很好的乒乓球手。他聪明好学，热情厚道，是个自学成才的音乐编辑，后来调到了电视台。平时，大家叫他小曾，不过，有时他也被凋侃为“胶带指挥”。在节目播出中他心血来潮的时候，常常在导演间像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似的，煞有介事。不过，他指挥的不是交响乐队，而是导演间播放配乐胶带的四台立柜式录音机。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于广华，一九九五年访问美国，我去华盛顿记者站探望他。他突然提起：“大渝，我还欠你两张工业券呢！”
那是在“困难时期”，许多商品都得凭票供应的年头，体育学院体操系毕业的于广华分配到电视台，成了一名时政记者，专门拍摄中央首长送往迎来的活动。有一次，我和他以及电视台惟一的女时政记者邓勤去北海溜冰。天气极冷，但于广华没有戴围巾，我就给了他两张工业券，当即买了一条新围巾。
这样一件三十年前小事，早已被我忘得干干净净，没想到他竟还记得如此清晰。回眸当年，那萧瑟的冬天，那清纯的友情，在朦胧中依然温馨。
王元洪身材细长，文人气质，风流倜傥。他写得一手好字，会说几句英文，爱唱英文歌曲《褒雪花》，不说，真难以让人相信他也竟是位复员军人。
想当初，他是新闻部的摄影记者，分管文教新闻，美术展览的片子大都出自王元洪之手。
王元洪平生酷爱飞机。有一天中午，我偶然碰见他，他问：想不想坐飞机？还说他可以带我到天上去转一圈。“两航”起义归来，随母亲从曼谷搭机去香港与父亲会合后，十一、二年了，我再也没有坐过飞机。正好那天我不值班，于是就在下午跟着王元洪去了一个我不知道方位又叫不出名字的机场。
那架飞机极小，除了驾驶员外，只有四个座位，里面破破烂烂的，连个安全带都没有，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飞机。我还没上飞机就已经开始后悔此行，但也只得无可奈何地爬上了飞机。
那位飞行员准是位年轻人。为了航拍，他不但不稳稳当当地开飞机，反而“人来疯”，一个劲地在天上翻跟头。
一上了飞机，王元洪扛起十六毫米电影摄影机就拍开了他的镜头，根本忘记了我的存在。他像焊在了飞机上，竞修炼到了人机一体的地步，毫不受翻跟头的影响。而我，拼命抓住一切可以抓得到的东西，还在机舱里狼狈得东倒西歪、恶心得翻江倒海。王元洪偶然想起还带了个“尾巴”，边拍着镜头边顺便问我一声：“大渝，你行吗？”连头都不回一下。我是一个跟着来看热闹的闲人，不但帮不上他的忙，若再添麻烦，影响工作，实在说不过去。我说：“我很好，你不要管我，拍片要紧。”这回答颇像电影里英雄的台词，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这辈子打死我都绝不再应王元洪之邀乘坐飞机了，哪怕他把那飞机夸得更天花乱坠。我尽量忍住呕吐，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盼着飞机立即落地。
跟着王元洪坐车回台的路上我仍然外强中干，嘴上说着“很好”，但回到台里我晚饭也没吃就直奔宿舍，直到第二天还恶心头痛。
王元洪是个难得的不嫉贤妒能的人。十多年后，我成了他坐镇的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的编辑兼节目主持人。他放手支持下属的节目构想，由衷地为下属的成绩高兴。在我离开中国前，能碰到这样一位顶头上司实在是万幸不过的事情。
陈汉元是个极幽默又有文采的人。六十年代，他和王元洪去了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拍回了电视纪录片《收租园》。陈汉元是编辑，王元洪是摄影师。电视纪录片《收租园》是中国电视史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如今，他的解说词被纳入了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陈汉元在撰写《收租园》解说词的过程中，每当有了神来之笔，他都会兴致勃勃地念给大家听，大家也都会像他一样由衷地兴奋。尽管我自己没什么才华，但我敬重文采飞扬的人。陈汉元写的解说词常常令我佩服不已。
“管他阿猫阿狗的。”是陈汉元当年的口头语，于是，我赠他一个“阿狗”的美名。“阿狗”由此风靡全台，被叫了二、三十年。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副总理赴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时候，陈汉元是电视台采访小组的领队之一。行前，他与我极其郑重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请求我在访日期间千万不要叫他“阿狗”，并说，回国以后，怎么叫都行。我说，放心！我自有分寸。我怎么也不能在日本人面前把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的领队叫成“阿狗”啊！访日归来，直到他当上了副台长，我仍叫他“阿狗”。
我一九九五年夏天回国的时候，陈汉元在他的作品选扉页上为我题词的时候，把我称为“纯时的好友”，将自己称为“北京老头儿”。他写着：“那个时候，我们真纯——灵魂纯、言谈纯、举止纯，喝一杯水也是那么纯。现在，我们都年逾半百了，回想当年风情，越想越美，怎么想怎么纯。”
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不管他们日后是飞黄腾达、事业有成，或是平平凡凡。无大作为，彼此的关系已经定位在最初的感觉上，即使分离经年，远隔重洋，也永远难以改变。
电视台早期，全台上下，互相都能叫得出名字。作为播音员，我辨认得出每一位编辑、记者、导演以及审稿的各级领导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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