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小辫儿阿姨】
一九六一年春天，结束了广播学院的学习，我重返电视台，真正开始了电视播音员的生涯。我是杭着两条辫子走上电视屏幕的。电视播音员当时并不播报姓名，日子久了，成年观众叫我‘小辫儿’，孩子们叫我“小辫儿阿姨”。
在我之前，中央电视台已经有了两位播音员。
比我大十一岁的沈力，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的演员，复员后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播音员。一九五八年夏末，中央电视台初创，沈力被调到电视台，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像所有第一代的电视工作者一样，她也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年轻的电视事业。沈力个性内向，屏幕形象端庄稳重，播音风格亲切大方，深受观众喜爱。
赵忠祥长我两岁，原来是北京二十二中的学生。他虽然只比我早四个月到电视台报到，但聪明好学、业务能力强，我从广播学院结业回到电视台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工作了。
那时，全台上下都称呼赵忠祥为“大熊”。我不知道“大熊”这一外号的由来，多年来，我一直把赵忠祥叫做“大熊”，始终没能改口。
早年，播音员并不像现在这样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部门，而是面对全台，得播出新闻、文艺、国际、专题、少儿等各类节目。如此，仅有沈力、赵忠祥和我三个人的播音组承担了整个电视台的播音工作长达十来年之久。
沈力是播音组组长，负责安排日常播出中播音员轮流值班的日程，还要分配全台编辑、导演送来的各类节目。
那时没有提词机，播音员出图像的部分都得背稿播讲，电视台的节目一般又不可能有充裕的准备时间，所以，虽然应该由组长分配来稿，但假如沈力不在，我和赵忠祥常常自己动手，各取所需。我那时梳着两条辫子，还不到有“分量”的年龄，我很自知之明：一个花旦型的演员硬扮老旦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所以，我只选择文艺和少儿节目中适合“小辫儿”播出的稿件，其它类型的稿件则听从沈力的安排。
“文革”前的五、六年间，赵忠祥、沈力和我的合作非常默契，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稿件的分配发生过任何矛盾。但这类问题后来在播音组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由三位播音员完成全台的播音任务毕竟有些紧张，再加上五花八门的政治任务，诸如去农村支援“三夏”、“三秋”以及一九六四年开始的农村“四清”运动等等，都要求各工种的人员轮流参加，所以，在一九六二年前后，又有一位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女演员调到了播音组。
“树林是多么美丽，天气是多么好，打猎啊，打猎我最爱好。我不打兔子山羊，专打狐狸和狼。我爱幸福与和平，我爱这大树林。”这首《小白兔》中老猎人的歌是在北京长大的我的同龄人都熟悉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马兰花》、《小白兔》、《以革命的名义》等儿童剧，伴随着我们长大成人。
儿艺来的新同事年纪和沈力相仿，但观众反映却与沈力不大相同。她调到电视台后不久，就发生了分配节目的矛盾，据说，她还对沈力的排班有些意见。
其实，当年的编辑和导演，常常先斩后奏，私下就把稿件交到中意的播音员手上，然后才向组长通报。我和少儿组导演果青和顾守业以及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等都常常合作。初进电视台，我播出得比较多的是少儿节目和文艺节目，而《国际知识》等政治性、知识性较强的节目，主要由沈力和赵忠祥播报。当年，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很受好评的乐曲介绍《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请了沈力为他播出，古曲《月儿高》的稿件交给了我。
沈力、赵忠祥和我，因为私事而互相替班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与他俩换班大多是为了去文艺转播现场观摩演出。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每个人的心地都是那样单纯、透明，一切相安无事。
在电视播出第一线工作的年代中，我虽然从来没有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但因为没有太多的家务负担，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相反，还觉得很有意义。而沈力和儿艺来的新同事当时都有一个在幼儿园整托的男孩，星期六都存在着接孩子的问题。沈力是组长，为了方便新同事接孩子，星期六晚上她大多安排自己值班了。星期六和节假日的节目要比平时丰富，往往得安排两位播音员才周转得开，所以，周末和节假日由赵忠祥和我两个单身贵族以及沈力上班的时间为多。
沈力的小儿子吴楠，生在“困难时期”，不知是因为先天营养不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初生不久，便得了顽固的湿疹，浑身几乎看不到一块好皮肤，看遍所有的医生也不见效，十几、二十年都没有痊愈。沈力的母亲意识很强，看着孩子受罪，她心疼之极。为了工作，沈力放弃了多少与孩子亲近的机会。但是，新同事对沈力的照顾并不领情，还把矛头指向了沈力，说她星期六值班是因为“观众多，出风头”等等。
人生没有太久的童年。哪个父母不愿意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沈力身为组长，为了照顾同事的孩子，她牺牲了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当她为此遭到“出风头”的无端指责时，我觉得沈力真是“好心换了副驴肝肺”。
不和谐的音符破坏了播音组以往的平静。沈力从此不再刻意照顾任何人，周末和节假日她则安排四名播音员轮流值班了。
后来，这位儿艺的新同事不知为了什么事情离开了电视台，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她。她当年不过才三十岁左右，星移斗转，如今，她也该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
从儿艺新同事离开直至“文革”前，播音组再也没有来过新人，在我和沈力、赵忠祥轮流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的情况下，全台的播音工作又在人力紧张的状态中维持了几年。
我和沈力、赵忠祥默契合作的往事虽已十分遥远，但至今仍难以忘怀，只可惜在十来年共事的时间里，令人留恋的日子却只有短短的五、六年，许多曾是那么美好的人际关系都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这是后话。
六十年代伊始的中国，电视还是个新生的事业，发射功率不大，电视机也寥寥无几，中央电视台在社会上远没有如今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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