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各科成绩都是满分，即使我把“学生”改成了“先生”、“校长”，乃至教育局长或部长，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麻烦，但因我的作文得了“二加”，则属别有用心之列了。
把“学生成绩册”改成“先生成绩册”这一创举，早已被我忘到了脑后，为了应付蒋先生的质问，我只得支支吾吾地编着即兴台词：“我就是觉得学生学得好坏有成绩册，先生教得好坏也应该有个成绩册呀？”不知蒋先生当年作何感想，反正她没再说什么就放了我一码。
虽然蒋雯先生放了我一码，但我自己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从拍完两部儿童片之后，我就树立了长大要报考电影学院的志愿。我的一些课余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安排的。电影学院属于文科类，如果我的作文是“二加”，将来考不上大学，学电影的理想终将成为泡影。
改变作文“二加”的现状已成了我人生之路的当务之急。我备了个小本，见到好的文章、好的句子就抄录下来，积了不薄的一本。我也开始阅读一些名著，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晚上，我阳奉阴违，表面执行母亲按时熄灯的纪律，实则举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小说，仅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永远失去了一点五的视力，成了个近视眼。
初三时，我的一篇抒情散文风格的作文《北京的早晨》，不但得了五分，还成了范文在班上和年级里朗读。从此，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教文学课的余先生把我看成得意门生，三年后，当他得知我将弃学去电视台工作的消息，还着实发自肺腑地为我由此而不能去上大学惋惜了一番。
走出了作文“二加”的低谷，我已被公认为是学校里“作文好”的学生，并当上了语文课代表，但是，我实实在在的感觉是：自己文学的功底不够、腹中空空、才思并不能如泉涌。至今对我而言，写出一篇好文章仍非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事情。
从初中到高中，我从来没有当过三好学生。一般来说，在身体好、学习好和工作好这三方面，学习好是评上三好学生的关键，但我各科的学习成绩极不平衡。好的，像代数、几何，我始终五分；不好的，像物理、化学，我只求及格。坦白地说，对于物理和化学，我除了记住小孔成像、热胀冷缩及酸碱中和生成盐和水等少得可怜的一点常识，从头到尾我就没弄明白那些公式是怎么一回事。
我学习成绩的优劣，完全与对各个科目授课老师的喜爱程度成正比。虽然女十二中每个教室都张贴着“为祖国而学习”之类的大字标语，但这看不见、摸不着的口号实在难以不让我跟着内心活生生的感觉走。
从初三开始，教授代数课和几何课的潘其华先生和查良珍先生是我很喜欢的老师。她们端庄大方，总是仪容整洁地出现在讲台上，一副大家闺秀的风度。
两位老师都卷发齐耳，常常身着深蓝色或浅蓝色布料旗袍，腋下掖着一条麻纱手绢，脚踏虎皮软底大绒方口船鞋。从她们夹着讲义，迈着京剧舞台上跑圆场似的台步轻巧地走进教室，出现在学生面前那一刻起，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同学们也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们的板书字体漂亮，讲课的声音柔和悦耳，一举手一投足似乎都经过精心设计。在她们的课上，大家都目不转睛地听讲，从来没有发生过像物理、化学课上那种老师不得不停止教课，维持好秩序，才能继续开讲的局面。
女十二中有着一批深受学生们爱戴的高水平的老教师。听同学们说，她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同学们还说，早年学教育的，包括在讲台上面的一举一动都受过专门训练。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水分，但潘先生和查先生确实与众不同。听她们讲课就像艺术享受，代数、几何作业就像游戏，一切都是那样简单轻松，让人兴趣十足。在这样一种学习气氛中，想不得满分都难。
按惯例，女十二中的学生们读至初三就要移师同福夹道高中部去上课了。高中部曾是清代的一个王爷府。
我从初三开始就在学校包伙、上晚自习，整天和同学们在一起了。
女十二中确实有着文艺活动的优良传统。多年来，每天黄昏时分，似乎有个不成文的习惯：高三年级的文艺好手都会集中到由王爷府正殿一分而二的一号教室，低年级的同学也都迫不及待地赶往那里。一号教室是个音乐教室，进门处有一架钢琴，一场独唱音乐会从晚饭后便开始了。听说，历年来，从饭后音乐会脱颖而出的歌唱好手进入艺术院校的学生占有相当比例。
我在校期间，颇具水平的歌手有孙文冬、赵淑宝和李若一等。孙文冬是学生会主席，高中毕业留校当了语文教员，我后来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赵淑宝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后来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李若一的歌声纯净圆润，我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当年演唱的大都是世界著名歌剧选曲和各国名歌。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我十分留恋那段少年时光的生活，每个傍晚，我都被那优美的歌声所陶醉，当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外国名歌二百首》中一首首令我难忘的歌曲，都是从女十二中的学长们那里听会的。当年那本小小的《外国名歌二百首》，至今仍然跟随着我。它虽然已经泛了黄，纸张也已经老化，可我仍然珍惜无比。
但是，女十二中那迷人的黄昏音乐会也不是天天都能举行，各类名目的政治运动经常会来干扰平静的校园生活。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全北京的人们，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军人不习武、学生不读书，在各单位大小领导们的带领下全都上了房，敲着破铜锣、破脸盆、破簸箕以及一切可以敲得响的东西，再摇着用竹竿挑着的五颜六色的破旗，以男女老少、高低粗细不等的嗓门，向着全北京的麻雀们足足呐喊了一天。全北京的麻雀们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一只只累得。已脏破裂的麻雀，像被喀秋莎大炮击中的希特勒飞机“倒栽葱”的时候，群情更加激奋，士气更加高昂。其间，全市通讯联络繁忙无比，各级战斗指挥部都认真得像打一场淮海战役似的互通“敌情”。高音喇叭也频传捷报，胜利歌声响彻了文明古国的京城。
环境污染、生态平衡是当今世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但是，在那场起哄之中，由于五七年“反右”刚刚结束，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已是鸦雀无声了，所以，从没有人问起以后田里的害虫由谁来吃？生态的不平衡又会造成多少粮食的损失？
参与过那场愚蠢的打麻雀战役的人们，如今至少已年过半百，我也是其中之一。那年我十四岁。那天，我干的惟一有点意义的事情是为灯市西口的交通灯义务劳动：我是打麻雀地面部队成员，吆喝得无趣了，跑去与正在安装交通灯的警察聊天，我帮着他们用黑胶条把红、黄、绿灯的三根电线缠在了一起。此后，每当我见到灯市西口的红绿灯时，都会比别人多了一点亲切之感。
事过多年，和同龄人回忆起那场闹剧似的麻雀战役，哑然失笑之余，我常常想，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做了决策，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学生，不跟着瞎起哄，又能怎么办呢？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