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在瞿弦和家的院子里，聊天、捉迷藏，玩得很尽兴。
自那以后，我再次碰到瞿弦和，已经是四年后的暑假，在鹫峰参加北京市少年宫夏令营的时候了。
一九五五年初夏，在拍完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后，我又有了一次“任务”，那是一次中山公园的游园活动，我和拍电影的小伙伴郭言陪同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钱达看了木偶戏，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在印度工作。
任务完成后，到一个白色帆布的大棚里吃夜宵的时候，我遇见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他没有一点架子，还和小孩们开玩笑。说起要修建一个什么很大的设施时，他说：“如果五年以后，你们还选我当北京市长，我一定来办。”
我当时很奇怪：彭真已经是市长了，为什么还要再选？没想到，十一年以后开始的那场“文革”，就是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开的刀，作为最早被“揪”出来的党内走资派“彭、罗、陆、杨”，彭真首当其冲。他真的是再也不能担任北京市长了！“文革”中，每当看到满街在彭真名字上打着红叉的大标语，看到彭真被红卫兵揪斗的照片，我总会想起中山公园白帆布大棚里那位谈笑风生的彭真。
东四一中心后来改名为府学胡同小学。
这所小学给我带来了与三位中国共产党元老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短暂接触的机会，后来，我又从那里被选去参加了中国第一部儿童片的拍摄工作。
虽然，我只在一中心念了两年书，但那段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
【十一 拍电影】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参加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儿童故事影片《祖国的花朵》的摄制，扮演了小队长刘菊。那段令人难忘的拍电影的经历，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对我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
我给毛主席献花后不久，一九五四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天，少先队过小队日，去了北海公园的北京市少年之家。我和同学们正在院子里打羽毛球，一个有点胖的大人背着照相机站在旁边看了半天，然后就跟我们聊开了天。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学校的，还说想给我照张相。我看他很和善，不像个坏人，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我后来叫他严恭伯伯。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以前曾导演过王隆基主演的《三毛流浪记》。
没两天，有一个黑黑瘦瘦脸上有块黑记的大人到一中心教导处找我，给了我在少年之家拍的那张照片。那是张乐呵呵的闭着眼睛的照片。他还约我星期天去中国电影艺术委员会玩玩。我后来叫他苏里叔叔。他那时还是长影的副导演。后来，他和武兆提联合导演了《平原游击队》，还导演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片子。
当时，长影已经决定拍摄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导演严恭和副导演苏里正在当“星探”，到处寻找儿童演员。
星期天，我去了在西城的艺委会。那天去的四、五十个孩子都被照了相，还吃了一顿午餐。临走的时候，苏里叔叔让我下个星期天还去玩玩。
再去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二十个孩子了。最后选中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赵维勤、张筠英、李锡祥、柳青、陈克然、吴文敏、梁玉章、高光、郭言、姚相、刘家彬、王玲、张金兰、王光如、蔡新和、范基伯等十九个孩子。除了赵维勤和陈克然大一些外，其余的孩子都是十岁和十一岁。
影片中的四位成人角色冯老师、志愿军叔叔、杨母和江母，分别由张圆、郭允泰、史林和黄素影扮演。
当年，北京西城新街口太平胡同三号大门左边的平房院子里，住着谢添、于蓝等中国电影界的老前辈。进门往右走，是一栋刚刚完工的两层筒子楼。
《祖国的花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部儿童片，中央电影局和长影的领导，都对这部影片的拍摄给予了全力支持。因为片子的外景地在北京，太平胡同三号那座灰砖砌成的新楼便提供给《祖国的花朵》摄制组首先使用，成了摄制组的外景驻地。
摄制组给挑选来的十九个“花朵”，准备了全新的被褥。大多数女孩子住在二楼的一间大屋子里，我和柳青、高光住在她们左边的小房间。男孩子少于女孩子，他们只占了女生大房间右边的一间大屋子。
有了汇文住校一年的锻炼，我不仅对这次离家半年的集体生活非常适应，特别是参加了如此新奇有趣的工作，简直快乐之极。
我的床横在小屋窗下。刚住进摄制组的时候，也许由于过度兴奋，晚上，我常常很难入睡，干是便跪在床上，隔窗往外看热闹。居高临下，我发现胡同对面有个棺材铺，这时，在汇文住校那年听来的坟地闹鬼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全都想了起来，自己把自己吓唬得更睡不着觉了。
集中到太平胡同三号以后，摄制组的成年人开始了选外景及忙于服装。化妆、道具、美工、置景、照明等各工种开拍前的准备工作。
摄制组为小演员们请来了谢添、陈强等老演员和大家见面。谢添和陈强也被称为伯伯。
谢添亲切、幽默。他为小演员表演的《变脸》深受欢迎。
小演员们一看到生活中的陈强，就会想起《白毛女》里的黄世仁。陈强说，当年，延安演出《白毛女》的时候，台下的战士愤怒得真的要举枪打死黄世仁。
小演员们也和于洋、赵联、印质明、安琪等演员见过面。
与此同时，摄制组还经常在离太平胡同几步之遥位于新街口的大众电影社组织电影观摩，放映的大多数是苏联儿童故事影片。《忠实的朋友》插曲中唱的：“莫斯科近郊的桦树林在远处飒飒响，从雅乌兹河上漂来了愉快的小船……”成了我们以后坐车出外景时常常合唱的曲目之一。
我对苏联电影的喜爱，就此延续了下来。拍片结束，考进北京女十二中读书后，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实行半日制上课的那段日子，我和同窗好友李冬梅、乔玲生等几乎每天都要花上五分或一毛，去看学生电影专场。邦达尔丘克和玛列茨卡妮等苏联功勋艺术家主演的《没有说完的故事》、《生活的一课》、《乡村女教师》等电影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就在进行这一系列业务学习之际，我又出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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