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文一年的住校生活，我虽然没有像如今的独生子女那样，处处受到呵护，甚至还受了点“苦”，但对我独立能力的形成和对集体生活的适应却功不可没。
我在汇文戴上了红领巾。
小学校里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在那个年代是叫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来才改了名。胸前佩戴的红领巾就是队员的标志。入队年龄为九岁。入队条件说是“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其实，辅导员执行时“功课好、守纪律”，往往是最主要的。这比较便于管理，当然也扼杀了创造力。胸前的红领巾，把孩子分成了队员和非队员两类，非队员无疑是坏孩子的代名词。
在汇文，为了让班主任翟老师满意，为了争取入队，我很辛苦了一阵子，并非功课不行，而是上课的时候，我挺直腰板，把手放在背后，不说话，不作小动作，整整半年。就像二十年后我的儿女在游戏时说的那首儿歌一样：“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的立场最坚定。”
入队那年，我九岁了。
汇文时期，二哥掌管经济，我身无分文。为了领取买红领巾的“经费”，我从汇文南院到北院去找非队员二哥要钱。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门口，他得知了我入队的消息，突然发起了犟脾气：“去，去，去，我没钱！”然后又含着眼泪把钱给了我。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劣行，每个孩子最终都是会入队的。二哥从来不淘气，后来也入了队，但究竟是什么时候，谁都没留意。
在汇文，每到我最盼望的星期六，总是早早地站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门口去等二哥。我们一起离开学校，穿出胡同，在东单和崇文门之间的盔甲厂那一站登上有轨电车，二哥掏钱买上两张七分钱的车票，一路上，我们欢快地听着站着开车的司机踩着“当当”的脚铃，在东四十二条跳下车，从细管胡同东口走进去不久，就会路过右手边大哥读书的北京五中。再往前走，宽宽的胡同变成细细的一条，这大约就是“细管胡同”名字的由来。细管与北剪子巷相交后，就接上马将军胡同东口了。南北方向的北剪子巷里有很多小铺。二哥常常会买上两根三分钱的红果冰棍，我们比着谁吃得慢，转眼就到家了。我家住在马将军胡同西口路北第一家，口外就是交道口南大街。
汇文规定住校生星期天晚上必须返校上晚自习，但我经常赖在家里不肯走。在学校，半夜总是掉到地上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地冻醒了，漆黑、冰凉，半天才能明白自己是掉到泥地上了，就是和许多北京老百姓家一样，用夯把土砸得很瓷实的那种泥地。
那年冬天，我的脚后跟长了冻疮，化脓烂得好像都见到了骨头，只好穿着母亲的大棉鞋去汇文。
我不愿意住校。每当我耍赖的时候，二哥光看着我孤军奋战，从来不助阵，他只是“下山摘桃子”。我猜，他一定也是愿意星期一早上再返校的。
母亲经常迁就我，星期一早上到校后，我总能交出母亲为我写的“病假条”。不过，老师从来没问过，为什么我一到星期天晚上就生病？
我家在北京定居后，母亲便去了紧临马将军胡同的府学胡同幼儿园工作。幼儿园的西墙毗邻的东四第一中心小学，就是府学胡同小学的前身。关押文天祥的小楼和文天祥的墓碑就在那里。一中心原来是东四区的重点学校，东四区和东单区合并成东城区后，就改名为府学胡同小学，成为东城区的重点学校了。
那个年代，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初级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是高级小学。初小到高小还要经历一次升学考试，升入本校高小的享有优先录取权。
该上六年级的二哥得在汇文念完高小。我结束了汇文四年级初小的学业，便不再继续住校。考取了东四一中心小学五年级后，我又开始了走读生活。
八十年代初，“文革”过去了，人生青春的年华也过去了。有一天，一群汇文的校友聚会在一起。如今已去世的孙敬修老师，当时也到了场。
孙老师在电台里讲的故事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他为孩子们讲了一辈子的故事。在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孙敬修老师的。人们喜爱他，人们尊敬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的职业是汇文小学的美术老师。
一九五三年，中苏正友好，“苏修”还没被“九评”，学校里唱的是：“苏联是老大哥呀，咱们是小弟弟。”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汇文的全校师生站在南、北两个院子之间不窄的胡同里，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为斯大林默哀。那时我不明白，学校两个院子都有操场，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胡同里？我更不明白，斯大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苏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老大哥”。
在孙敬修老师的美术课上，他让每个同学给斯大林画一个花圈。孙老师在黑板上画的花圈最好看。他用彩色粉笔画的花，圆圆的，很柔和，而且可以一笔就画下来，像小人书店里《白雪公主》的花一样可爱。
后来，我到了电视台，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大院里，偶尔也会碰到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录音的孙敬修老师。每次见到他，总让我想起他画的那个圆圆的好看的小花圈。
在那次校友的聚会上，人们回忆着汇文的往事，、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唱着小时候唱过的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夏令营旅行歌》……一首接着一首，开始还笑着，后来便不笑了，再后来有些人就忍着眼泪了。
【九 马将军小院】
我和二哥去汇文住校不久，母亲花了三千元人民币买下了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的小院，我家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一住三、四十年。准确地说，当时是花了三千万元人民币买下的那个小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币的一万元只等于现在的一元钱，几年后，因为票面的单位太大，使用不便，才进行了改革。不过，那时的钱比现在可经用多了。譬如，一九五三年，满街挺好看的苏联花布才两毛九分钱一尺，我夏天的裙子和衬衫、冬天的棉袄和罩衣，都是母亲用这种棉布在她那台“圣家”缝纫机上做出来的。
马将军小院的大门是红色的，门上原来有两个铜门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不见了。那时，人们得到处搜罗“废铁”去“大炼钢铁”，不只我家的门环让人橇走了，好像整条胡同的门环在一夜之间全都不翼而飞。其实，“土法炼钢”并不用黄铜，我家那个铜门环也许是让人混水摸鱼，偷去卖给“打鼓的”了。所谓“打鼓的”，就是左手捏着个小鼓，右手拿着根藤蓖子，肩上背着褡裢或腋下夹个包袱，一边敲打着、一边吆喝着，走街串巷收购旧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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