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这时候在青年中间，有一个新发现，那便是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他们之间已经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在鲁迅接近的学生当中，就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可也有“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接着在官办的报纸上，有人用“流言”的“武器”，向鲁迅加以袭击、陷害。“现代派”的“正人君子”们也一个一个地到广州来了。这种种事实，都在说明着反动势力的气焰日见嚣张。鲁迅在3月29日，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自己在广州东堤赁白云楼居住。
此后的局面愈演变愈恶劣，4月12日，在上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屠杀工人群众及共产党员，接着在广州也发生着同样的惨剧。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山大学“清党”，中山大学学生有许多被捕。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掉在中大的一切职务，从此专心写作，虽在炎热天气，手不停挥。4月26日，写散文集《野草》的“题辞”，热情地歌颂了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他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是决不能消灭革命的。
从1927年的“四·一二”开始，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动的资产阶级退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去，国共合作的基础从此破坏了。在广州这样的地方，反革命势力却到处伸出罪恶的黑手，使空气中充满了残杀的气象。鲁迅在这时也变成招人疑忌的对象了，广州最阴险的报纸，竟蓄意陷害，说他已逃往汉口，但鲁迅却忍耐着住下去。可是像这样险恶的环境还能久住下去吗？他感到自己的生命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10月初，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到了上海。在广州这一阶段的具体感受，大都记在《而已集》里。
鲁迅在“五四”至1927年这一个时期，曾经转移过几次阵地：从北京转到厦门，从厦门转到广州，又从广州转到了上海。但这决不是妥协。即使在刀枪之下谈论读书问题，谈古典文学，那仍是具有革命性的。阵地的转移，是战略关系，是为了更好的战斗。
我们晓得，鲁迅是反对赤膊上阵的，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他主张采用游击战，“壕堑战”，他要迂回曲折地战斗，以获得更大的杀伤效果，也就是他在“空谈”一文中说的：“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果然，在他到了上海之后的十年间，他的战绩更加辉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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