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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但罗荣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对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罗荣桓拿起了电话机,要通了总书记邓小平的电话。

  去年十二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后从国外归来,当时罗荣桓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仍然去机场迎接。由于机场人很多,他只是同邓小平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回来了。平日,他知道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不便去打扰,但现在已经同林彪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好向他报告了。

  邓小平接了电话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此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的一九七五年,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经过九年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一九七五年九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

  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三页

  一九七七年五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②《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五-三六页

  邓小平这几段话对一九六一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林彪的报复

  林彪自从四月三十日怒气冲冲离开会场后,一直十分烦躁,他在算计要对罗荣桓进行报复。

  一天,海军一位干部来到林彪住处向林汇报工作。此时,毛家湾林彪住宅正在修缮,林彪全家暂住在西郊新六所。林彪在起居室内接见。这间房子很大,但是只摆了几个沙发和一张写字台。窗户都挂了厚厚的窗帘。屋里既显得空荡荡,又显得阴森森。林彪埋坐在沙发里,眯着眼在听汇报。中间,罗瑞卿来到,林彪示意罗瑞卿在他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就坐。海军那位干部在汇报中说到罗帅在福建前线曾对部队指示,一九六一年工作的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

  “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所提“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主席当时的号召。这究竟有什么错,会惹得他发这么大的火。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由头。果然,接下去林彪就咬牙切齿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听到林彪给罗荣桓扣“反党”的帽子,罗瑞卿等都以沉默表示不同意。

  林彪见他们两人都不表态,突然转过脸来对着坐在他身旁的罗瑞卿说:

  “听说你也是这样主张,我就反对你们!”

  风暴突如其来,罗瑞卿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看过总政给中央的报告,那根本与“开炮”风马牛不相及,便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

  林彪咄咄逼人地反问:“没有?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说:“要是查到我有此主张,我就承担责任。”

  海军那位干部见此情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便说什么,便起身告辞。林彪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都不要听,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后来,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陷害被监禁,于一九七二年所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说:“当时,我感到他对罗(荣桓)和我的意见大了,今天一棍子打两人,无非借题发挥,可究竟为什么,却摸不着头脑。”那末,林彪所说的“新生事物”究竟指什么呢?现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以想见,林彪的所谓“新生事物”就是指“带着问题学”那一套。而他所以大发脾气,则是借题发挥,对四月三十日的事情进行报复。

  第二天一大早,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说,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他昨天对罗荣桓的“批评”现在不要公开。他关照罗瑞卿不要向任何人讲。

  所谓“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这显然是一个幌子。由于罗荣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林彪实际上是怕整罗荣桓非但不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弄不好还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之后,毛泽东曾两次表示,他并不赞成林彪禁止军队向地方反映意见的主张。

  ①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麦收之后。一天,罗瑞卿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和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一块聊天。大家都认为这一年的麦子长得很好,超过了前两年。许世友等一方面为农村形势的好转而感到高兴,一方面也对地方某些干部前几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如今又太悲观的现象,有一些议论。由于林彪有不准对地方工作提意见的“禁令”,罗瑞卿便打招呼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是这些事就在小范围议议算了,不要扩大。”事后罗瑞卿到杭州时向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毛泽东立即指出:“为什么不能议论?他们都是华东局委员,有的还是中央委员,他们有意见,你说,为什么不能提?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

  第二次是在一九六五年,罗荣桓业已逝世。毛泽东在武昌又讲了一次不赞成林彪这个意见。罗瑞卿按照林彪要他经常通气的要求,将毛泽东的原话的记录送给林彪看了。这又引起林彪的不快,从而成为促使当年年底林彪向罗瑞卿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林彪一面嘱咐罗瑞卿等不要“公开”他对罗荣桓的“批评”,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他在同另一些干部谈话时,除了给罗荣桓扣上反党的帽子外,还说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他也同样关照这些干部,为了照顾罗的健康,不要告诉任何人云云。当时,罗荣桓病已很重。那些听到林彪攻击罗荣桓的干部自然不便于也不忍心向他提这件事。因此,罗荣桓直到去世也没有料到,林彪竟在他背后向他施放那样恶毒的暗箭。

  由于罗荣桓挺身而出,首先反对了林彪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那一套,而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又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便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到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邓小平遭到严重打击,罗荣桓尽管逝世已近三年,林彪对他仍不放过,而叶群在其间又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策动大整贺龙夫妇、罗瑞卿夫妇的同时,也把毒手伸向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五日,她让空军司令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林月琴喜欢钓鱼为由,给林扣上“意志颓废”的帽子。接着,林彪办公室支部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叶群授意下,有些人在总参谋部的一个批判会上,无中生有地说林月琴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接着,林月琴被软禁,她的弟弟、民航局的一位一般干部林宁被诬陷为特务而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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