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北京军区副司令肖文玖去看他，见他住的房子已年久失修，室内也比较潮湿，便问罗荣桓，为什么不找管理部门给修一修。罗荣桓说：“这就满好了。”肖文玖看不过，回去后便嘱咐北戴河的军区疗养院派工人去进行了修理。一天晚上，通知罗荣桓到剧场看河北梆子演出。他带着几个孩子去得晚了一些，场内座位已经坐满了，在剧场里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位子，只好走了出来。孩子们不高兴地埋怨组织晚会的人没有安排好，他却笑吟吟地说：“看不成就不看嘛！出来散散步不是也很好吗？”他在家养病时，一天，精神好一些，想到公园散步，于是来到许久没来的颐和园。望着湖光山色，顿觉心旷神怡。他叫跟来的警卫员租条小船划划。可是警卫员身上没有带钱，司机老牟也没有带，他自己更是从来身上不带钱的。公园的保卫人员就要了一条船给他们划。他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几天后他再一次来到西郊，便吩咐老牟把车子开到颐和园去还租船的钱。
罗荣桓长期身体不好，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有病而要求什么特殊的照顾。有一次他住医院回来，发现家里多了四张躺椅，就问秘书：“哪里来的躺椅呀？”秘书回答：“总后送来的。”“给钱了吗？”“没有。”他一听没付钱马上要秘书退回去。秘书解释说：“总后的首长说，因为您有病，办完公好靠着休息休息。”他说：“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躺椅吗？都给我搬回去。”秘书很为难，不想去退。他最后说：“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这样照价付钱以后，躺椅才留了下来。他常常因心脏病发作而卧床不起。医生为了他在床上看文件、读书、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他对医生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最后还是林月琴拿了四百元钱到上海订制了一张摇床。罗荣桓把公和私分得特别清。有一次，他到政治学院去。院务部的干部让老牟带回一小包学院自己栽培的蘑菇，说是让首长尝尝鲜。罗荣桓吃饭时看到了蘑菇，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家里人告诉了他。为这件事，他专门向秘书交代，让他教育司机、警卫员等工作人员，今后外出绝对不允许接受别人送的任何东西。
他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靠近某机关的后院。有一次那里修理锅炉，整天敲得震天响。警卫员怕影响他休息，就去找人家提意见。他知道后对秘书说：要批评警卫员，这样做很不好，我休息怎么能影响人家的工作呢？他在杭州时，有一天去北高峰游览。因为山比较高，警卫部门准备了一付滑杆跟在后面。走到半路，医生说：“路不好走了。请首长坐滑杆吧。”罗荣桓直摆手，头也不回，拄着拐杖径直走上山去。回到住处后，他对医生说：“你这个同志搞什么名堂，我是出来休息游览的，怎么能叫人抬呢？”医生解释说：“你身体不好，抬滑杆的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又不是雇的人。”他连连摇头，很严肃地说：“不对。不用说叫我坐了，让他们跟在后头也不应该，想也不应该这样想嘛！”
罗荣桓时时把自己看作群众中的一员，很愿意接近群众。他不赞成领导干部警卫森严，同群众隔绝的做法。到外地视察时，他常常一个人信步走到街上去。有一次，他从汉口乘船去南京。上船后发现这一层船舱就只有他和几个随行人员。一问，原来警卫部门同售票处打了招呼，其他的票都没有卖。他不满意地把警卫人员找来批评说：“我看你们搞警卫工作的恨不得把我们锁进保险柜里。我们接近群众有什么不可以？”他出外视察都是轻车简从，厌恶前呼后拥、迎来送往等繁文褥礼。有一次，他乘飞机去昆明，刚走出舱门，只见机场上黑压压站了一群人，原来云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大都到了，还带来许多工作人员。他很不高兴，倚着飞机门对站在舷梯旁的几位负责人说：“以后你们再来这么多人，我就不下飞机，原机飞回去。”
罗荣桓无论是对于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无论是对职工或战士，都是一视同仁，赤诚率真，没有丝毫架子，使大家感到如家人般的亲切。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每年都要到罗荣桓院长的住地帮助整理花木，他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工人到了元帅家里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第一次去时，罗荣桓不在家，林月琴请他到客厅里坐，又拿烟又倒茶，还端来糖果请他吃。走时，又送到大门外。第二次去时，老张正和另两个工人在院内补栽树木，罗荣桓从外面回来看到了，立刻问秘书：“饭准备好没有，同志们都饿了吧，快请到屋里吃饭。”老张客气地回答说：“我们不饿。”可是罗荣桓一定要他们去吃，只好一起吃了一顿。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比较紧张，老张他们去整理花木时就自己带上饭。但工作完了，罗荣桓夫妇还是要留他们一起吃饭，怎么也推辞不掉。林月琴说：“我们吃什么就给你们吃什么，又不是什么特殊招待。”罗荣桓也说：“再困难也不在你们吃这一顿饭嘛。”老张回忆这些经历时说：“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是如此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司机牟耐意从解放战争时期就在罗荣桓处开车，十多年间和罗荣桓相处得就象一家人一样。他说，罗元帅对同志不仅关心，而且尊重，因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服务人员工作中有点缺点，从不挑剔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牟以为要开很长时间，把他送到后就跑出去参观去了。会议很快结束，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汽车。后来警卫人员帮他找到车子，他坐在车上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司机才回来。老牟心里很不安，可是罗荣桓只问他到哪里去了，还问他参观得怎么样，没有说别的，但老牟一直记着工作中的这个缺点。
罗荣桓埋头工作，不愿出头露面，更反对对他个人的宣传和颂扬。照像、题词、上主席台之类的活动，他都尽可能地回避。一九五六年，湖南衡山中学给他写过一封信，学校为了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准备将校名改为“荣桓中学”。他立即亲自写信婉言谢绝，并希望学校领导学生努力学习，多宣传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的一则关于民兵工作的消息，有几处提到罗荣桓元帅的活动和指示。他看了就给欧阳文总编辑打电话说：“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的宣传，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慈祥而要求严格的父亲
一九五五年五月末，一向充满欢乐的罗荣桓家里，气氛显得有些沉重。刚刚满十五岁的女儿南下病情恶化了。南下，是一九四〇年第一一五师从鲁南山区南下郯（城）马（头）地区的时候诞生的。
南下很聪明，在学校学习功课很好。罗荣桓十分喜爱她。可是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一年前生了恶性骨瘤。林月琴和秘书等工作人员怕罗荣桓难过，一开始没有告诉他，但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不久，南下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南下拄着拐，行动不便。罗荣桓鼓励她同疾病作斗争，同时，对她要求仍然很严格。看病，罗荣桓总是让她上医院，从不请医生到家里来看。周围的工作人员为了减轻她的病痛，分散她的注意力，弄来邮票让她集邮。她很听话，默默地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可是，到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间，发现她的癌肿已转移到肺部，病势危重，住进了医院。尽管医生用了各种办法医治，最后病魔还是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守在医院里的林月琴对女儿的夭折悲痛万分，同样使她焦急的是怎样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孩子的父亲。罗荣桓也有病，怎么能让他再承受如此强烈的刺激呢？林月琴只好和卫生部保健局黄树则局长商量：“南下是荣桓最喜欢的孩子，是不是先不要告诉他？”黄树则也觉得很不好办，说：“你也不要太难过，我先去罗主任那里看一看。”
来到罗荣桓家里，黄树则象往常一样先问饮食起居，又东拉西扯地闲谈，就是不知道对南下的事怎样提才好。过了好半天，还是罗荣桓打破了僵局：“树则同志，你来的意思我晓得，是不是南下不行了？”黄树则无言地点了点头，一时也想不起应该讲一些什么样的话来安慰罗荣桓。罗荣桓默默无语，抬起头看着窗外庭院内的落花，慢慢地说：“在战争年代，要养活一个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干部把孩子丢了。那时有一个干部，孩子死了，难过得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在战争中牺牲人是平常的事，自己的战友亲人死了，当然很悲痛，但是还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嘛！南下是战争年代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后，已经是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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