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高干会议和天津之行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五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一所前清王府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由林彪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这是四野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当时，由于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军队一天天扩大，全国解放在望，加上部队进入城市后面临新的环境，一些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不断发生，有的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曾经指示东北野战军注意纠正滋长起来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并要作出一个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决定。罗荣桓在入关前的政工会上也向部队打了招呼。当时，由于忙于入关，没有时间多讲，而北平解放后，这一问题如再不彻底解决，将会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障碍。现在，有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作为思想武器，正好按中央的精神，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他作了充分准备以后，于三月二九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问题》的报告。与会的师以上干部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
罗荣桓指出：“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更为迫切需要。”他指出，在短短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应当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中央所指出的五种恶劣作风，即：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将自己领导的区域、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的危险现象。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允许的。”
接着，罗荣桓就违反集中统一、无政府无纪律这个问题，回顾了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在进军东北之初，干部来自各方，因领导思想不统一而形成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形成“七七决议”之后，领导思想统一了，但是“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在军事指挥、对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等方面，各自为政现象很多。各军区、各纵、各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们江，西北到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还各有搞生产的一套，各自生财有道。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行不通，特别是调马匹、武器行不通，如一九四七年缴获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三千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要不出来，他们自己却可私相授受……
经过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了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某些克服，但还很不彻底。”以至到辽沈战役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事前不请示的，如打沈阳处理敌军五十三师‘起义’的问题，有的领导同志不经请示就自行允诺。辽西战场上有的单位擅自决定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锦州外围的紫荆山，打下来又丢掉了，这个单位爱面子，隐瞒起来，要到再次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决定撤销某些指挥机构的命令，拖延不执行；有的为避免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还有延迟了对锦州飞机场的控制等。这次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但还有个别同志没有作自我检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很好地做一番自我批评。”
在报告中，罗荣桓着重强调：为了执行南下作战的任务，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继续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在南下的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更容易发生，比如在新区，供应问题会遇到困难，这就要防止乱抓乱要。在打了胜仗之后，轻敌思想也是要严重注意的。他说：我们许多同志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但不要自负。毛主席多次讲：要告诉同志们，不要把过去的功绩看得太过分，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革命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全国胜利只打下了个基础。将来进了洋房了，没有文化的还要学文化。把过去的功劳看得了不起，就是故步自封。昨天，一个同志写来一封信，他算了一大堆帐，讲了他的历史功绩，结论是上级为什么对他“不信任”，说今天是他应该坐第几把交椅的问题。毛主席讲：胜利后有没有问题？有的。有人过分强调过去的功绩，了不起，争功劳，一定要一个好位子，没有表扬就不满意，这种情绪就是胜利后的大问题，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还不如戈尔洛夫①。戈尔洛夫有党性，有组织性纪律性，相信党，服从党的调动。说这些同志是戈尔洛夫是表扬他，不是降低了他。我们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包袱，就是“功臣自满”。这个包袱是完全可以卸下来的。革命道路还长得很。孙中山还革命了四十年，我们最多也只二十多年。功臣自满的包袱太重，就走不动，过长江就会过不去，或者掉下水去，是很危险的，所以防止自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①戈尔洛夫是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高傲自大、故步自封的前线总指挥
罗荣桓的报告使与会干部受到很大教育。这次会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起了重大作用，为大军南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高干会议结束后不久，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野战军从四月十一日起，由平津地区分别出发南下。
然而，罗荣桓到天津视察时却病倒了。他只有一个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一次在同人谈话时，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罗荣桓的病情，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他治疗。黄是抗战前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参加八路军，长期在延安为中央领导人看病。黄临行前，毛泽东给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托黄带交。在信中，毛泽东要罗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安慰他。
黄见到罗荣桓，便将信递过去。罗荣桓一见是毛主席的信，立即拆阅。看完信后，他便习惯性地向黄问长问短。他听到黄的口音，问道：“你是平津一带的人吧？”
黄答：“我就是天津人。”
“哦，天津老家还有人吗？”
“还有老母亲在。”
“那你今天就回去看看，明天再来。我这里没有什么事。”
黄摇摇头，随即打开随身带来的药箱，取出听诊器和血压表，给罗荣桓作检查。检查完，罗荣桓又催黄走，经再三催促，到晚间，黄看看没有什么事了，又嘱咐了护士几句，才回去。
过了一天，黄树则将天津著名的内科教授朱宪彝老先生请来为罗荣桓看病。朱为罗作了检查后，向黄树则和罗荣桓身边的工作人员发出了“预后不良”的警报。朱关照大家，一定要让罗静心养病，不能够再劳神了。
然而，罗荣桓身在养病，心却牵挂着部队工作。
有一次，朱德到了天津，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陪着他到各处参观。罗荣桓知道了，心里很不安，连忙把许建国找来，对他说：“你这个局长！朱老总哪个不认得？天津的情况那样复杂，你带他到处跑，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
天津街上，有很多留守单位的骡马大车，是供给部、卫生部和其他部队从东北带来的。牲口满街拉粪，市民很有意见。罗荣桓了解到这一情况，找有关负责人说：“大车为什么要进城？搞得满街是粪！不要说老百姓嫌脏，这也显得我们解放军不文明嘛！”他要求把各单位的大车骡马，一律放到城外去。
随军南下的东北骡马大车十几万辆，好多牲口到南方后，拉稀的拉稀，死亡的死亡，罗荣桓吩咐发电报给四野后勤部长周纯全进行调查，原来是因为吃谷草的东北牲口，到了南方吃不惯稻草；牲口在外露宿，风吹雨淋，水土不服。罗荣桓让在天津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发电报给林彪，建议将十几万辆大车全部送回东北。他对陈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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