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在沈阳时，山东第一师副师长李梓斌来找罗荣桓。罗荣桓因肾病发烧，躺在床上听取了李梓斌的汇报。然后，针对李梓斌所谈老部队装备差，可有些新部队装备却比较好的问题，即指战员们反映的所谓“老兵老枪，新兵新枪”，谈了自己的意见：
“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是主力，一定要做出好样子，发扬老传统，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现在已经成立了前方总指挥部，要听从前总指挥，主动搞好团结，内部团结搞好了，才能打胜仗。打好了仗，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同志和梁必业同志写封信。”
说着，就撑起身子，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支红蓝铅笔写起来，李梓斌见他写字的手有些颤抖，忙说：
“您身体不好，还是不要写了，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师长、政委就是了。”
“不，一定要写几个字。”
罗荣桓写了满满三大张纸，交给李梓斌，又问李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李说经费不足。罗荣桓沉吟了一会说：“我们虽然从山东带来一些金子，但那已经是整个东北部队的经费了，我是不能随便批的。你还是去找后勤部门吧。”
话虽然这样说了，事后罗荣桓还是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要他们酌情解决。后勤部了解情况后，拨给第一师当时还在流通的一万元伪满币。
总部迁到本溪后，山东第三师师长罗舜初找罗荣桓汇报和请示工作。他仔细听了汇报，然后和蔼地对罗舜初说：“现在东北的部队是从各个地区抽调来的，一定要注意团结好各方面来的部队。山东来的部队多，是个大山头，要特别警惕，防止山头主义。往后，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要老是找到我这里，要多找东北局和总部其他领导同志。”
后来，总部转移到哈尔滨时，罗荣桓在同华中第三师第十旅旅长钟伟的一次谈话中，对钟伟说：
“目前，敌人正大举向我们进攻，我们是大踏步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内部一定要团结，步调要一致，指挥要统一。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战胜敌人并不难，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敌人打散、打垮，搞得不好可能被赶下海去！”
“我们一到东北，黄克诚师长就下了死命令，叫我们绝对听从东北局和东总的指挥。”钟伟说。
“我知道的。黄克诚同志大公无私，顾全大局。一到东北，马上就主动把部队交给总部指挥，是个好榜样。可是也有个别同志闹本位主义，搞自己的山头，这就不好。山东部队本身也要警惕这个问题。东北局讨论过，决定要同这种现象作坚决斗争。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从各地来的同志，一定会更好的团结起来，迎来新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分为“前（方）总（部）”和“后（方）总（部）”。林彪带“前总”，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
罗荣桓到沈阳后，除整编部队、调配干部外，还参与作战指挥和东北局的工作，并着手健全“东总”司、政、供、卫机关，又忙于接待和分配初到东北的大批干部，同来访的干部谈话……白天晚上连轴转，顾不得家里的事。林月琴总是要等到罗荣桓回来，才开晚饭。两个孩子等困了，常常趴在桌上就睡着了。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回到宿舍，看到床上放着一床新丝绸被面的棉被，簇新闪亮，伸手一摸，又滑又软，便问林月琴：
“哪里来的？”
“从仓库领来材料，自己缝的。”
罗荣桓习惯地摘下眼镜，擦着镜片，神情严肃地说：
“仓库里的东西是公家的，怎么好随便拿呢？”
林月琴解释说，是“东总”司令部管理处王处长叫何敬之去仓库领来的材料，东北局领导同志每人都做了一床。
“这个何敬之真乱弹琴！”罗荣桓不悦地说，“他是个老供给处长，明明知道仓库里的东西应当统一分配嘛！怎么一进城就可以发洋财？太不象话，明天叫他送回去！”
第二天，林月琴按罗荣桓的吩咐，把被子交给何敬之。何去退时，王处长很感动，但解释说：“这东西是人造棉的，看起来漂亮，可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冬天到了，在东北，没有厚实一点的棉被过不了冬。如果罗政委嫌它花哨，等以后有了布被，再拿来换好吗？现在都已做成被子了……”何处长只得又将被子抱回来，罗荣桓听了他的解释，才不再坚持。
有一天，罗荣桓看到机关干部吃饭时，各色各样的炒菜摆满了一桌子，就问：
“怎么，今天你们请客呀，请谁？”
“谁也不请。这些天，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位参谋起身回答。当时机关刚刚建立，还没有成立伙房，只好在饭馆包伙。
罗荣桓指着丰盛的菜肴，摇摇头，说：“生活太好了……我们可不能忘记过去啊！”他马上指示司令部很快把各单位的伙房建立起来。
后来在从沈阳撤出以后，他曾对刚从山东来的几名干部说：“有些同志进入城市，被花花绿绿迷住了眼睛，忘了根据地的老作风，忘了艰苦奋斗的老传统，争房子、争汽车、争沙发，甚至于在撤退时也把沙发装车运走。这怎么得了！这样搞下去，会脱离群众的。现在还在打仗，怎么能这样搞？就是胜利了，也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嘛！李闯王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都是历史教训。一定要警惕啊！”几个人听了老首长的一席话，临走时又看到林月琴不用警卫员，正自己动手洗衣服，很受感动。
§心系前线
经过组织渡海以来连续几个月的昼夜操劳，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罗荣桓病情更加恶化了。
在沈阳时，罗荣桓曾到前日本陆军医院检查过病，照了X 光片，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罗生特也表示同意。东北局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考虑到他病情严重，为慎重起见，主张他到驻在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
在平壤苏军总医院，罗荣桓的病再次确诊为肾癌。因为医疗设备不足，无法施行手术，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二月下旬，罗荣桓先到大连休养。但是，他的头脑一刻也没有休息，时时都惦记着东北战争的局势，考虑着对策。他每天除了阅读文电，还常常接待来访的干部。
当时，旅顺、大连在苏军管辖之下，国民党军队和民主联军都不能进入。按照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苏联设立旅顺口地区海军基地”、“大连港国际化”等条款，旅大的防务由苏军负责，行政管理权属“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国民党虽然声称要派官员来，但并没有实现。所以市政府的官员都由苏军警备司令官委任。在苏军默许下，中共已派去一些干部，苏方对此持完全支持的态度，中共方面的一切活动只要不给苏方在外交上造成不便，苏方就不加干涉。中共已派原山东军区警备十旅旅长赵杰任警察总局（后改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任政治委员。市长是本地一个大资本家，副市长为中共干部陈云涛。中共还派了许多干部在市政府各部门工作。开始时，有些汉奸、特务和打着各种旗号的国民党分子到处活动，“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也公开挂了出来。后来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几次打击，社会秩序才逐渐好转。
韩光、赵杰和中共大连市委的领导干部常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详细询问了旅大地区的社会情况和公安总局的工作，并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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