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转而设问：“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在这里，罗荣桓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
实事求是，这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他终生坚持奉行的思想路线。他一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弃。
在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整风及时地转入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历史、工作，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并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每个干部写出了自传，在集体讨论和帮助下，反复进行修改。当时，罗荣桓抽看了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王见欣、机要科长苏蕴山等许多干部的自传，还和他们作了亲切的交谈。通过这一活动，罗荣桓进一步熟悉了干部，同时，那些干部也获得了很大教益。罗荣桓的亲切教导，直到现在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中央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下，一般地说，进行审干和除奸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决定》对敌情的分析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是惊人。”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间，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什么党内军内“特务如麻”。他提出了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使审干走偏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央发现这种“左”的错误后，宣布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于八月间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①，纠正了这种错误。
①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第二个“四三决定”传达到山东后，罗荣桓仍然实事求是地估计干部队伍内部的政治状况。
十月九日，在罗荣桓主持起草的《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中，对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就山东部队与地方干部的成分来估计（除军队老干部外），有地下党时代保留下来的干部，一部分是抗战初由监狱放出，有长期曾失掉联系而消极者；有自延安抗大派来者，有平津流亡学生，有五战区②来的，有国民党及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有六年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等六种。这些干部经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政治上组织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个别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仍有其人。”
②指国民党第五战区，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他曾招收了一部分抗日爱国青年。以后，其中许多人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加入了八路军
在这里，罗荣桓认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显然，在第二个“四三决定”已对敌情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的形势下，罗荣桓能如此客观地估计干部状况，充分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
随后，山东各地按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反省出许多政治思想问题。对待反省坦白的人，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
山东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还提出：“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决定》认为，这样做既可使下情上达，发扬正气，纠正领导上的缺点；又可以给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以明确的纠正，使之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可以使内奸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这就是所谓暴露的方针。
这一做法山东一直未予执行。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一位负责干部从延安来，负责传达延安的经验，贯彻执行上述做法才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指示》（称为“双十三指示”）指出，整风已进入审干与防奸的阶段，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风审干为主，审干决不能离开整风，只有启发教育干部暴露问题，才能正确地完成审干任务。
十一月一日，分局又发出了《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在对干部政治状况的估计上，《补充指示》说：“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的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这一《补充指示》实际上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曾提出过的观点。
《补充指示》提出，在发扬民主时，要使干部敢于发言提意见，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这两个文件，都提倡用放任态度，采取暴露的方针，鼓励大搞民主，达到审干的目的。
罗荣桓和分局其他领导成员对这些做法是有顾虑的，决定先在一些单位进行试验，而不普遍展开。
试验单位之一是只有几十名干部的分局办公厅①，民主会一开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就产生了。有些干部在大会发言、墙报、漫画中，讽刺、漫骂、挖苦领导干部，打击“接近领导”的积极分子，而他们自已却以“大交谈”为名，自由结合，组成了小圈圈。他们还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组支部（即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对领导有意见的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各占三分之一），把领导与被领导看作“成份”上的不同，提出“干事是基本群众”，“群众应掌握支部脉搏”等等错误的口号。
①即分局和省行政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的直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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