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的干部却不经调查研究，就宣称山东农村土地分散，租佃关系不多；有的干部也承认双减是解放农民的需要，可又怕超越了统一战线的范围，甚至认为政府去搞双减就会妨碍“三三制”的贯彻；有的干部看到地主收入减少了，就有些缩手缩脚；还有的干部存有“恩赐观点”，认为只要由政府贴张布告，就可实现双减，而不懂得只有启发群众自身的阶级觉悟，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放自己。
为了澄清模糊认识，推动双减工作的开展，罗荣桓在群众工作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一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二要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当群众还没有觉悟时，要对他们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群众工作干部联系农民生产劳动的实际，给他们算“地瓜帐”，即种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地瓜，农民花了多少工本，应得多少收入，给地主剥削去了多少，等等。当农民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干部便因势利导，成立和整顿农民救国会，挑选出一些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对其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用说理和控诉的方式，揭露其罪恶。
《答复》中说：“……一些恶霸是典型封建主，过去仗势欺人……群众恨入骨髓，在减租减息中不斗倒他们，群众是不敢起来的。往往一斗争，群众是三千五千的来（参加）说理。十个月来，在滨海区打击了不少，群众说：这才翻身了，晴天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分局和滨海区党委直接领导下，莒南县的大店村召开了有本地和莒南县四乡及外县代表三四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斗争了恶霸地主庄景楼（外号“庄阎王”），控诉他残酷压迫农民，逼死人命的罪行。庄景楼的鹰飞到贫苦农民魏老头家抓鸡，被魏老头打死，庄阎王不仅将魏老头毒打一顿，还要魏老头给鹰出殡。魏老头无可奈何，卖了地，给鹰买了棺材，披麻戴孝，把鹰埋在自己的院子里，还竖了碑。魏老头的母亲被活活气死。封建地主残酷欺压农民的凶恶面目，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怒。数千名农民一齐涌向魏老头家，铲平了鹰坟，砸碎了鹰碑。这就是当时山东人民家喻户晓的“平鹰坟”的故事。这类血泪事实，在山东各根据地发现多起，文艺工作者把它们编写成小说、戏剧、诗歌、曲艺、连环画等，广为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双减运动。
在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中，罗荣桓指示，也要防止“左”的偏向，要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顽固地主和开明地主、收租地主和经营地主、地主和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区别开来，还要教育说服农民按规定交租交息，以推动各阶级共同抗日。
在运动中，罗荣桓还及时指出，要把减租减息同改造村政权结合起来。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同封建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摧毁封建统治，彻底改造村政权，才能使减租减息工作顺利进行。
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支持减租减息斗争。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进行该地村史、阶级关系、工作现状的调查，协助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进行工作，要“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户做一户”。
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山东根据地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四年全区召开了约一。九万次斗争大会，斗争了顽固抗拒减租、有民愤的恶霸地主约一。三万人，追回了地主非法掠夺农民的大批粮食、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现款，共值三亿元（北海币）①以上。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村庄，占山东解放区内2.34万个村庄的六十三％，组织起来的群众达四百余万人。
①北海币，是北海银行发行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
双减以后，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齐鲁大地涌现出参军、参战的热潮。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以往有些农民参军都希望参加不离本乡本土的地方部队，现在则指名要求参加打硬仗最多的老六团（六八六团）。广大群众支前的热情空前高涨，主力、地方部队和民兵都欣欣向荣，群众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
罗荣桓认为，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这一工作搞好了，军民关系、群众工作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答复》中写道：“需要中央进一步号召全党（实行）群众路线，才能使战后优势获得雄厚基础。”
《答复》又一次提到了“战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心”首先是农民之心。实行减租减息，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这就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因而也就有了粮食，有了有利的战场，有了充足的兵源。有了兵源，再以精兵简政保留的骨干作酵母，便会很快建立起有组织的大军。有了这支大军作雄厚基础，就能保证在战后取得优势。
§军事工作
在《答复》中，罗荣桓、黎玉汇报了加强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的问题。《答复》说：“我们正开各军区高级军事会议，整训部队是主要的内容，已完成对连队工作与战术问题的总结，对敌顽统一作战方针的总结。还有对地方武装与精简问题的总结。”
罗荣桓所说的军事会议，六月十五日在日照南部的碑廓村召开。会议是采取边介绍经验、边研究、边总结、边贯彻执行的方式进行的。首先由各军区的干部介绍了军事工作的经验，然后由大家讨论、提出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罗荣桓对部队整训、连队建设、地方武装建设、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工作、学校工作以及干部工作等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由于内容丰富，这一总结长达三万余字，它是惯于说短话、写短文的罗荣桓生平所写的最长的文稿。
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罗荣桓提出了普遍整训部队，准备将部队发展一百一十二倍的任务。罗荣桓强调，训练部队必须各级指挥员亲自动手，不能把训练部队的责任推在副职、参谋或教员身上。这是因为指挥员在作战实践中都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不将其贯彻到训练部队的实施中去，那就把流血得来的代价白费了，这是对战争不负责任的态度。
罗荣桓认为，由于红军干部都经过国内战争，对中央苏区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带有正规性的作战有一些经验，但有些人不熟悉敌后分散性游击战，因此，必须注意敌后抗战同国内战争的区别。他认为敌后抗战的特点是，环境情况复杂，作战对象强大，对敌对顽形成三角斗争，在地形上北方也不同于南方的山地。他说：“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跳不出狭隘经验的圈套，不去批判地接受过去的经验，发扬优良的方面和克服弱点的方面，就会增加我们的困难，造成战争的损失。”
关于敌后抗战的军事指挥，罗荣桓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一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他认为，一九四一年后，敌人实行“治安强化”，我们进入了极端的分散游击战的环境，运动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一九四三年后，虽然敌人仍是强大的，但用围困打援设伏的办法，求得在运动战中歼灭少数敌人的机会有所增加，而这种运动战，仍要发挥分散游击战的特长，是一种游击运动战。在进攻围寨碉堡时，要多采用偷、骗、混等奇袭战术，要把游击战同政治攻势相结合，争取敌人内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打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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