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林浩；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卓如；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景晓村；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罗舜初；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麓水；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符竹庭。
在使用干部上，罗荣桓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他对拉山头、搞宗派深恶痛绝。他对干部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胸怀宽广，不仅能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能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他经常讲：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一次会议上，他很透彻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与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他还说：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说，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马钻营的角色了①。
①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在这次精简整编中，罗荣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干部、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的干部互相交流、加强团结。他认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锻炼，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生长起来的干部，与当地人民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肉联系，熟悉本地斗争的历史状况，在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在整编中，罗荣桓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领导工作。如林浩、景晓村、张光中等都是各区的领导人。在红军干部中，罗荣桓对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一视同仁。各军区负责人中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罗荣桓充分信赖这些干部，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在这次整编中，旅缩编为团，一部分团缩编为营，一部分营缩编为连……多余出许多干部。对这批干部，罗荣桓除将老弱病残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对骨干均予保留。有很多干部被降级使用，去充实基层，有的班排长去当战士，使基层干部质量和部队的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罗荣桓说：“这样做，干部可能有点思想问题，总认为没有犯错误，为什么降级使用？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罗荣桓亲自找梁兴初、罗华生、曾国华几位由旅级降为团级的干部谈话，要他们从当时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部队的长远发展来看问题。虽然他们当时对此理解并不深，但出于对罗荣桓的信任和爱戴，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以这些保留下来的骨干为酵母，山东一下子就拉起了八个师，这些干部回过头来才认识到罗荣桓在精简整编中保留骨干的深远意义。
在整编中，新的山东军区还把抗大第一分校和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合编为教导团，由袁仲贤（后为曾国华）任团长，梁必业任政治委员。在胶东的抗大支校改编为教导第二团。
教导团共办三期，第三期下设三个大队。原训练连排干部的大队编为第一大队；将原分校中知识分子学员分配到部队，把部队中有实战经验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战士、班长调进教导团，编为第二大队，亦称文化大队，着重进行文化训练；招收初中毕业生入伍，编为第三大队，亦称特科大队，准备培养工兵、炮兵等特种兵。这个大队的学员后来到了东北，很多人成为各军兵种的骨干。解放军空军部队中的林虎、徐登昆、张积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这个大队。
罗荣桓要求，教导团不仅要搞训练，而且要参加实战，要把从军训、实战、作风养成到健全生活制度都当作培养干部的环节。
罗荣桓在整编中重点建设教导团并着手培养特种兵人才，同样是着眼于战后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
此外，山东军区在整编中，还抽调了大批部队干部到地方武装工作，以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与建设。
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了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减少了领导层次，精简了机关，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对于转变山东的斗争形势有很大作用。同时，主力部队地方化后，与人民关系密切了，更容易发展壮大。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在游击战争中发展军事力量的正确途径，为以后部队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淮南之行
三个月过去了，罗荣桓继续尿血。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仍做不出明确诊断。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知道罗荣桓病了，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罗荣桓来新四军治病。他说，新四军里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名叫罗生特，医术很高明。于是，经集总、军委批准，罗荣桓决定到华中新四军去治病。
四月间，罗荣桓在原一一五师的卫生部长谷广善和林月琴等陪同下，从滨海驻地出发，越过陇海路，经过苏北的淮海区、盐阜区到淮北区，然后渡过洪泽湖，于五月二十八日到达驻在淮南区盱眙县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
陈毅代军长立即风尘仆仆从前线赶回来。当天晚上，他请罗荣桓和林月琴吃了一顿小笼汤包。五月三十一日，新四军军部召开了欢迎会，晚间演了戏。由于军务缠身，陈毅把罗荣桓治病的事安排好后，又返回前线。
这次罗荣桓来新四军，一路上还见到了黄克诚、彭雪枫、赖传珠、张爱萍、钟伟、王东保等老战友。罗荣桓同他们一起回忆往事，缅怀先烈，往往兴奋得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但大家看到他憔悴的病容，又不忍心过于打扰他，妨碍他的休息。
罗荣桓到达后，罗生特便对他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镜检查。当时没有麻醉剂，做这样的检查是非常痛苦的。罗生特面有难色。
罗荣桓象是猜透了他的心思，对站在一边的翻译说：“请转告罗生特大夫，我是专程来请他治病的，他要怎么检查、治疗，就放心大胆地进行吧。”当翻译转告罗生特后，罗生特立即高兴地点了点头，然后用膀胱镜给罗荣桓进行检查。
当时的膀胱镜是金属制作的，检查时尿道内壁不可避免地会被擦破，当用稀释的硝酸银溶液冲洗膀胱时，刺激擦破的伤口，便会钻心地疼痛。可是，罗荣桓却以坚强的意志，忍住剧痛，不吭一声。他还用坚定的目光来宽慰和鼓励身旁的医护人员，仿佛告诉人们：不要替他担忧，他是能够挺得住的。其实，在场的人员从他额头上渗出的豆大的汗珠，以及整个身躯发出阵阵轻微的痉挛中，早已看出他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罗生特和在场的人员无不为之感动。罗生特一面细心地操作，尽量减轻罗荣桓的痛苦，一面不住地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叨咕：“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检查结果，膀胱本身并无病变。于是罗生特又给罗荣桓作了靛胭紫的静脉注射，以检查肾功能。结果查明了罗荣桓左右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但这种病变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由于当时没有X光机，无法再作进一步检查，罗生特大夫只好决定暂且进行保守治疗。
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休养，新四军的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在一片水稻田和芦苇丛中，是几间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听到的是鹊噪蝉鸣、蛙声一片。可是，罗荣桓却一心牵挂着山东战局，他无心静养，六月二十日便踏上归程。
在路上，罗荣桓对守护在担架旁的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林月琴抑制着自己的焦虑心情，安慰他说：“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是吗？”罗荣桓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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