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攻势，是红军以瓦解敌军为原则的敌工工作的发展。在一九四二年所以特别要强调政治攻势，又是同当时敌人的动向紧密相联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他们为了更多地榨取华北的人力、物力，以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在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加紧了对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所取得的某些暂时胜利，以动摇群众的抗日信心，挑拨抗日军民的关系，瓦解八路军。
罗荣桓仔细研究了敌人这种阴谋，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②、“东亚新国民运动”》③的报告。罗荣桓认为，日本侵略者这种政治进攻对抗日根据地的危害，并不亚于军事进攻。因此，要象对待军事进攻那样，认真对待敌人的政治进攻。
②即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罗荣桓在此文中也概括了敌人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谋略
③见《解放日报》延安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罗荣桓强调，“要针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和“新国民运动”的内容与形式，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阴谋。这个报告整理成文发表后，从思想上武装了根据地军民。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提纲转发给全国各个战略区并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
为了进行政治进攻，日军在济南建立了各种名为“公馆”的特务机关，并在根据地周围建立派出机构，专门对八路军进行侦察、破坏活动。罗荣桓对敌人的这些阴谋活动，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当时有一个名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在鲁中的边沿区活动。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极力与八路军联系。一次他送来了敌人将要“扫荡”的消息，随后又提供了一些情报。事后证实，这些情报都是真的。在敌人“扫荡”时，他还掩护了八路军个别失散人员，营救了几个被俘人员。他学着说中国话。嘴上常常挂着一些进步名词，甚至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极口称赞。只不过，他觉得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太硬”了，群众很难接受。水野清和边沿区许多老百姓甚至一些干部，渐渐地混熟了。他常给老百姓看看病，舍点药，不少人都认为他是日本的进步人士。他还向八路军提议，在边沿地区设立一个“实验区”。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实验区里不驻日伪军，也要求八路军不要去，完全用“中国人办中国事”，开医院，办学校，以做到中日人民真正“合作一体”、“共存共荣”。据他说，这种“实验区”如果推广到全华北和全国，那么中国问题便解决了。后来，这个水野清说日本宪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据地来了。
罗荣桓早就注意了这个奇特的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敌工部的干部陪同下，亲自和水野清谈了一次话。他察颜观色，详细地询问了水野清的身世和来历，从谈话中发现了许多疑点。他指示敌工部，一面给水野清工作，一面要仔细考察，从多方面了解他的情况，不久，济南的白伪报纸上痛骂水野清“叛国”。后来，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又得到一封日文写的密信，是济南日本军部写给水野清的。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说他的薪水照发，家属得到很好的照顾。罗荣桓仔细分析了这些扑朔迷离的情况，认为，敌人在报上报道，是想让我们信任水野清这个人。后来，故意将“密信”落入我们手中，似乎是想借我们之手杀掉水野清，其实是想让我们认为是敌人的反间计，从而继续信任水野清。这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手法。
罗荣桓随即了解到，水野清要办的那种“实验区”，在各地均有发现。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的政治谋略官策划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笼络了一些中国青年，搞了一个“中国革新同志会”，鼓吹用“和平”、“革新”的道路，“打开中国事变之僵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个组织得到日本军方的津贴。这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受挫之后发动的一种政治进攻。罗荣桓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信件，并通过党在济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面目，终于证实了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间谍。他曾经打进友邻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过破坏活动，使用过许多名字，水野清是他最后一个化名。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个狡猾的特务不得不认罪伏法。
罗荣桓认为，对付敌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最好办法是贯彻中央指出的“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原则。他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斗争一方是公开（在根据地，在部队中）、一方是隐蔽（在敌占区，在群众中），一方是流血、一方是和平，一方是打、一方是拉，要善于在各方面都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他认为，一定要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活动结合起来。他说：分散性的游击战争本身就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如果我们很机械地把军事活动与政治攻势分离对立，那就错了。
根据罗荣桓这一系列指示，各地利用敌占区的士绅、商人、伪军家属等关系，以夜间喊话、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对伪军、伪组织人员展开有力的政治攻势。
当时山东各地普遍采用了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人员中谁做了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谁做了坏事，就给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喊话时，先将这种办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各区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一九四三年以后，各地都进行了伪军家属登记，经常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开展的“唤子索夫运动”。各地还向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对象，与其交朋友乃至将其发展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组织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共产党、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民主政府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归伪军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一九四三年山东共瓦解伪军七千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一千多个秘密关系，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随着日军反战、厌战情绪的增长，各战略区还加强了对日军的争取、瓦解工作。进行这一工作的重要力量是在山东的“日本解放联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日本解放联盟由被俘后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的前日本军人所组成。那时山东各区有一大批日本反战和朝鲜反日战友。他们有些人还到过延安，经过学习又回到山东工作。他们经常向敌人喊话，或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路与敌人通话，有时到边沿游击区作“现身宣传”，讲我们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有时深入到敌占区写标语、发传单、画漫画。每逢日本人的一些传统节日（如樱花节），他们还给日军的据点送宣传品、慰问袋，以促进日军思家厌战。有一些日本战友在反“扫荡”中还拿起武器，与敌奋战，被称为“日本八路”。有一位叫桥本的，梁必业等从湖西押运回印刷机时，把他带回师部，过铁路被打散，过路后又只身找回部队，以后当了师部的刺杀教员。还有一位叫金野博的，在一次敌人的突然袭击中被捕。敌人审问时，无论怎样毒打，都不屈服，最后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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