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期间，罗荣桓正在部队检查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甚至还有刚从十师调来的一个小勤务员也被抓了起来，便匆匆赶回军部。这时，军部已转移到黄陂、小布以东的钓锋。罗荣桓一下马便听取了政治部的简单汇报，然后来到押“犯人”的临时拘留所。
罗荣桓一进门，便看到一个小战士蹲在墙角哭哭啼啼，那瘦小的肩膀不住地颤动。这是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在“犯人”中特别显眼。罗荣桓走到他跟前，和蔼地问：
“小鬼，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小战士一见是罗政委，慌忙站起身来，用袖子擦擦眼睛，抽泣着说：“我就是帮他们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白酒……”说着说着，他象受了欺负的孩子见到了妈妈，哭得更伤心了。
罗荣桓皱起了眉，“你不要哭，慢慢地讲。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帮谁买了花生米和酒？”
小战士一面不住地抽泣，一面告诉罗荣桓，他叫王东保，原来在十师宣传队。十师宣传队有几个AB团被杀掉了。他就是给他们买的花生米和酒。
罗荣桓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指着王东保责问陪他前来的保卫干部：“这是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
不等这个干部回答，罗荣桓便立即下令：“把他放了！”后来罗荣桓把他要去当了勤务员。
处理完王东保等人的问题，他又听负责审讯的干部汇报说，有“犯人”交代，副官游邦栋也是AB团。罗荣桓决定亲自听取对他的审讯。
游邦栋来后，矢口否认自己是AB团，负责审讯的干部打断他的话，冷冷地对他说：“你不要再狡辩了，×××已经交代了……”
听了这个话，游邦栋感到自己浑身有嘴也说不清，他转向罗荣桓，急切地说：“罗政委，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是AB团。如果我是，”这时他从桌上抢过一把刀，罗荣桓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决断地说，“就象这个手指！”说着，他手起刀落，砍断了自己的左手小指。
罗荣桓连忙吩咐警卫员把他带下去找医生进行包扎。事后，他严肃批评了游邦栋自残的错误做法，把他释放了。
这时，又有人反映，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AB团很不得力，右倾手软，说不定本人就是AB团。肖华是二十军发源地兴国县人，据说兴国县的AB团最多，所以肖华也有AB团的嫌疑。罗荣桓不同意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将他们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打AB团在各师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肖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十一月底，这个师已抓了一百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这一天早晨，十二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肖克便骑马到钓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见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黄益善支持罗荣桓的意见。
听了这两位领导干部的意见，肖克感到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三十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打AB团，是由于在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条件下，中共党组织对红军内部的敌情作出了错误估计。当时的罗荣桓还无法分辨这一是非。但是由于他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具备优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由于他的亲自干预，红四军杀人相对地说比较少。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尽管后来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看成是“右倾”，但他却减轻了打AB团对部队造成的伤害，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五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红四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这八大条件的前两条讲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拚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以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战斗意志。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
十二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红四军插到龙冈以北，同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十二军一道，围歼敌第十八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又歼敌第五十师之一半，胜利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向南撤到广昌、宁都一带。在这一期间，罗荣桓以主要精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了红四军政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又召集了有驻地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接着，各师也分别召开了反“围剿”动员大会。与此同时，红四军各个部门都围绕着反“围剿”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有了上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一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离敌人仅四十里的东固、龙冈一带集结待命，等待有利战机的到来。几万大军集中在大山里头，刚过了几天，给养便发生了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发几分钱菜金，菜还没有地方买，柴禾得靠自己上山打。罗荣桓在这一期间一手抓训练，一手抓生活，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拂晓，他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一起爬山，练习抢占山头。晨雾还没有退尽，他便和战士们一道，一人背着一捆柴禾走下山来。他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每逢休息时间，他便和战士们一起挖竹笋、捉泥鳅、摸田螺、挑野菜……到了夜晚，常常可以见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情景。实在没有菜吃，打些米面糊糊，放一点盐就算是菜。
环境这样艰苦，罗荣桓在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在他领导下，部队经常上课，党团员经常开会，以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即将来临的反“围剿”战斗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每个连队都布置了列宁室，出了墙报，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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