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教育界有一种“教育救国”的主张，认为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均等，是由于教育不普及，因此，主张教育平民化。在他们的倡导下，在长沙成立了一些政治倾向不同的平民补习学校。协均中学一开始也是这样一所补习学校。
罗荣桓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在他的倡议下，土梦学友联合会决定以主要力量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为此，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教室，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开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程。罗荣桓教算术。在教学中，他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受到农民的欢迎。
当然，无论是组织“土梦学友联合会”也好，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办农村夜校也好，都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不过，这些活动仍然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它使罗荣桓结识了一些农民，并为后来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南湾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罗荣桓一直在协均中学读书。他学习比较认真、刻苦，对数理和英语特别喜爱。为了证明一道较难的几何题，他常常废寝忘食。一直到他晚年，基本的几何定理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经过四年中学学习，他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建筑师，为祖国建设高楼、架设大桥。
一九二一年，柳直荀担任了协均中学校长。他不断地将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湖南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状况向同学们作介绍。罗荣桓从中受到鼓舞，进一步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并且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
一九二三年三月，罗荣桓和同学们一道，在柳直荀带领下参加了长沙各界六万多人要求归还旅顺、大连，否认“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四月，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罗荣桓又走向街头积极参加了演讲和搜查日货。
六月一日，日本水兵在湘江边向进行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打死二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日本水兵的暴行激起了长沙各界群众的义愤。罗荣桓积极投身到反日爱国运动中去。他参加了六 月一 日当晚和第二天工人和学生抬着被害工人、学生尸体的大游行，参加了六月四日的追悼大会和会后向省政府的请愿。继张敬尧、谭延闿执掌湖南大权的临时省长赵恒惕宣布实行戒严令，准备镇压群众。罗荣桓也被列入“不法学生”的黑名单，被迫离开长沙。以往他回乡大都是乘坐日本戴生昌公司的小火轮。为了维护民族尊严，罗荣桓响应湖南外交后援会对日经济绝交的号召，毫不犹豫地弃船不坐，步行回乡，一连走了几天旱路。
§在北京和青岛
一九二三年夏，罗荣桓接到一位同学的北京来信。信上说，有几位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湖南籍学生，为了帮助在京准备投考大学的湖南同学补习功课，利用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湖南会馆的房舍，办了一个补习学校。罗荣桓立即向他父亲提出，要到北京去。罗国理因为生意不好，也拿不出多少钱。罗荣桓只带了很少一点路费就上路了。
到了北京，罗荣桓口袋里只剩下一些毫子和铜板。他不敢吃会馆里的包伙，只能在街上买一点玉米饼子或是烤白薯充饥。
一天，罗荣桓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了，他想到有一个衡山的名流在北京当国会议员，而身上正好有他的地址。他打算找这个同乡借一点钱作考大学的报名费，也暂时维持生活，待到家里寄钱来再偿还。他风尘仆仆地在一个胡同里找到了这位阔同乡的公馆，敲开了大门。罗荣桓问门房，主人在不在家？那门房先不答腔，而是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这个穷学生，然后粗鲁地说了声“不在”，便“砰”地关上了大门，让罗荣桓吃了一个闭门羹。
这件事给罗荣桓以很大的刺激。全国解放后，他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说：“在旧社会，那真是侯门深似海。现在，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这么高的地位，我们一定要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访的同志，人家只要找我，你们都不能挡驾。”
左盼右盼，家里终于寄来一点钱。但是一个铜板得当两个铜板花。为了省一点钱，同学们和他商量，决定在伙房买主食，大家凑份子自己炒菜。尽管生活艰苦，可罗荣桓的学习非常刻苦。他每天早晨总是很早就起床，洗漱后到院子里念英文，他特别喜爱英文版的《林肯传》。林肯的几篇演说词他读得很熟。
对于林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罗荣桓当时很感兴趣。但是他的思想尚未定型，仍然在探索。他积极参加了在湖南会馆内外发生的社会政治活动，并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各色各样的政治主张，以决定自己的取舍。
一个傍晚，湖南的反动政客易家樾来到湖南会馆召开同乡会，为赵恒惕歌功颂德，鼓吹“联省自治”，并在会上散发小册子。经过“六一”惨案的湖南同学都了解赵恒惕的“联省自治”实质上是军阀割据，完全是欺骗。罗荣桓和与会的同学不顾易请来的警察的威胁，愤怒地高呼：“易家樾滚出去！”同学们有的关了电灯，有的往台上扔凳子。易家樾见势不妙，只得夹起皮包狼狈而逃。
一九二四年一月，曾经以中国社会党的名义，到苏联混了一趟并吹嘘曾见过列宁的江亢虎，到北京来大讲其将费边派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孔子的学说烩于一锅的所谓社会主义。他一连讲了三天。罗荣桓第一天听完后，对同在湖南会馆补习功课的同学张沈川说：“莫名其妙，他恐怕是在吹牛皮。”第二天就不再去听讲。事情果不出罗荣桓所料，江亢虎很快露出狐狸尾巴。他竟跑进故宫去朝拜傅仪，吹捧“逊帝英明，前途有望”，从而彻底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一九二四年四月下旬，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北京。罗荣桓和同学们去参加了欢迎大会。在会上泰戈尔讲了以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鼓吹用仁爱来消除“人世间愁苦不平之气”。回来以后，罗荣桓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仅仅凭借“东方文明”的“仁爱”，是不能富国强兵和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这时恰好山东私立青岛大学预科到北京招生。学校是新办的，设工、商两科。罗荣桓报了名。考试发榜，罗荣桓、张沈川等七八名同学被录取。
罗荣桓等来到青岛时，正值中伏，一路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可一进青岛大学校门，迎面吹来阵阵的海风，便觉得暑气顿消。罗荣桓纵目观看，只见山坡上，一幢幢红瓦灰砖的楼房掩映在疏密有致的绿树繁花之间，远处蓝天下是烟波浩淼的碧海。罗荣桓听着那海风吹拂树木的沙沙声，将湿润的空气深深吸进肺腑，不禁心旷神怡。
罗荣桓和张沈川都为能在如此幽美的环境里读书而感到庆幸。后来听当地同学介绍，才知道这个学校的校址，在德国占领时期叫“俾斯麦兵营”。日本占领后仍然驻扎军队，不过改了名字，叫“万年兵营”。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尽管在国内大动干戈，在接收青岛时却对国际上声言，要“化干戈为玉帛”。把这所兵营改为学校就成了化为“玉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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