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环节以我军传统教育为基础，使之贯彻到现代作战训练和实行正规制度上面去。”
刘伯承还具体地说明了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钥鲜学习作战经验，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作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刘伯承还说，在校正苏联红军1944年野战条令时写了序言，着重阐述了以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思想方法，作为学习外国经验的指针。
最后，刘伯承强调指出，在训练内容、训练制度方面，如“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方法等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学习五个文件以后，在军委指示之下，在院内学员抵触和院外批评之下，大体改正过来”。
总之，刘伯承用大量事实说明，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不是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更不是如林彪所说的“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把本国的东西当作‘土包子’”，“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许多主管院校教育与训练的领导干部，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而开除党籍，清除出军队，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一些同志后来竟含冤死去。许多院校教授会、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甚至一些从事军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员，也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被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
这样，就严重打击了院校干部和军事训练干部的积极性，使得他们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结局。
在这场斗争中推波助澜的林彪，于这次会议之后的1959年9月，当上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台后，打着革命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继续发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的恶果，更使军队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全军院校被砍掉100多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濒于夭折。其损失之大，是难以估量和无法挽回的。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刘伯承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地，渐渐地，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这位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出任过新中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又在南京创办了全军第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的老元帅，就这样孤单单地离开了虎踞龙蟠的石头城。
历史毕竟有着它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回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得到应得的评判。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和路线的根本转变，对一系列历史冤案、错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平反昭雪。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个重要结论，最终解除了套在刘伯承身上的政治枷锁，也解放了当年跟他一起遭到冲击和批判的一大批人，更重要的，是对人民解放军一段辉煌的发展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第二十四章 有口皆碑
§第一节 “编外参谋”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任命刘伯承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战略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从此，刘伯承又以全部精力，夙兴夜寐地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他撑着残弱的病体，深入部队，深入边防，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军委写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一种武器的研制、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到每个战士负荷的减轻，无不精心擘画和周密思考，并及时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提出建议。他常常说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他一再反对人们把他的话当作什么指示。但是，实际上，他的一系列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总是受到军委和各总部的重视，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担任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刘伯承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参与指导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这次战争发生在1962年10月。印度政府为了通过武力侵占中国的领土，经过了长期的密谋和准备。从1959年夏、秋之际开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印度政府不断出动军队，进入中国境内，非法侵占中国领土，以武力片面改变边界状况，并多次制造流血冲突事件，使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
1962年6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①，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了侵略据点。10月20日，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犯。
中国政府以国际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边境领土争端，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积极措施。但是，印度当局却把这些行动视为软弱可欺，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走上了大规模军事侵略的道路。
在忍无可忍、迟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命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奋起抵抗，从而拉开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帷幕。
早在这年5月，刘伯承就预见到中印边境的冲突，势必发展成为一场相当规模的边境战争。根据西藏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当年人民解放军进藏的经验，他最为耽心的是部队后勤供应和道路问题。他对总后勤部的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反华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又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0月10日至17日，针对印军对中国领土的不断进犯，刘伯承又多次提出详尽的意见。他要求作战部队抓紧战前训练，确实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①英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西藏地方，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西姆拉，由英国人亨利·麦克马洪用阴谋诡计，与西藏地方代表秘密换文，炮制了一条所谓中印边界线，把该线以南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划归英属印度。但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并多次提出抗议。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8日至19日，刘伯承又专门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说：“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10月20日，自卫反击作战同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发起。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到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以后，边防部队又兵分5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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