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并明确地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部还有教条主义”。
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
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是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开始的。
早在这一年的5月，刘伯承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
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
9月4日，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那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青的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
从9月10日开始，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进行思想整顿。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感到太紧张，太严格。当初，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让学员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虑，学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在30岁左右，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个人成才都有好处。后来，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刘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调查，不断加以改进。例如，在上午4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这次，根据学员们的意见，对这两项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动，把“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8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类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一经发现，也是能够很快纠正的。关键是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院党委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的初期，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正是坚持了这种态度，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陈伯钧代理院长，钟期光代理政委。
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临行时，他对学院的其他领导人感慨地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啰！”
治疗过程中，刘伯承仍念念不忘军事学院的工作。他拖着病残的身体，多次给院党委和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写信。在信中，他或提议：“战史系的训练计划，必须靠我们本身根据目的、对象作出，不要多靠顾问”；或嘱咐：“对《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请组织翻译，准确译出，我可作校正，这于国防事业的研究太重要了。”
早在1954年12月初，他曾应苏联红军的邀请，与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一起，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因为他感到，自从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以后，原子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未来战争必然产生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回国后，他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他还把从苏联带回的这本《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及其他一些资料交翻译室，让他们翻译出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没有完成。这时他在病床上突然想起来，就立即写信催促。拳拳之心，可叹可钦。
在1956年12月下旬的一封信中，他又就开展学术研究，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等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他指出：“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并就此联系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强调：“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现代国防需要的科学知识，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党的“八大”政治决议要我们解决主要的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那我们只有在提高国防科学水平上去努力吧！”
这封信长达2000字。在信的末尾，他署名之后这样写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
他这种为了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这一年的年底，原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后调回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任师长的崔建功，来医院看望刘伯承。
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前线打了胜仗回来，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他招呼崔建功在小客厅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亲切地询问他的工作、生括和家庭情况。
谈到上甘岭战役时，刘伯承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吧，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不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
刘伯承还举例印证说：
“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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