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学院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
毛泽东的这篇训词。肯定了南京军事学院建设的方向和教育训练工作的成绩，强调了认真学习苏联经验，进一步搞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
1954年4月，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军事学院视察，并担任国家考试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毕业考试。考试完后，朱德在4月25日向毕业学员讲话，高度评价说：“军事学院是我军的最高学府，建立三年来，在刘院长领导下，在苏联顾问同志的帮助下，很有成绩。培养了许多教员，已能传授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希望你们更加努力，把已得的成绩巩固起来，继续钻研，把为全军培养高级、上级干部的光荣任务承担起来。”
由于刘伯承创办南京军事学院和发展我军军事教育、军事翻译事业的卓著成就，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但刘伯承因专心致力于军事学院建设，未能就任训练总监部部长一职，后由叶剑英代理部长。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授予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月11日，在南京军事学院成立5周年前夕，毛泽东主席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军事学院视察，并致祝贺。毛泽东主席等接见了军事学院院、部、系领导干部和各教授会主任，对教学、翻译、科研、教学保障等项工作，再次给予肯定和表扬。并勉励全院教职员工，在刘伯承院长的领导下，把学院建设搞得更好。
1956年1月15日，是军事学院建院5周年纪念，刘伯承和全院同志一道，回顾了5年来艰苦创业的过程，总结了军事教育、军事翻译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5年间，军事学院已由初办时的四个系，发展为12个系（其中战史系、防化系正在筹办中）。学员人数由750多人增加到3000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扩大为1300多名。
在5年中，军事学院编写、编译和翻译的军事、政治、外语教材等各类教程达到数百种之多。单以军事教材统计，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军、师、团、营的想定作业等。计有350多种。学院出版的《战例汇集》、《作战经验汇集》、《陆军军队标号》、《海军军队标号》、《空军军队标号》、《军语译要》、《军语画一》等书籍，成为建国后我军学术史上的第一批军事论著。军事学院还组织主办了战役集训、师资培训、外语培训等各种培训班。同时，还引人注目地组织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12次较大规模的现地作业，为人民解放军摸索出了组织现代军事演习的经验，在我军训练史上留下了崭新的篇章。
刘伯承一贯主张学习外国经验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紧密联系实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和运用外国经验，可是后来，刘伯承却莫名其妙地栽倒在这个地方。
这一段历史就像“童话”，是刘伯承的现代童话。这些“童话”是借历史来解释或意喻现实的，不管人们理解不理解，刘伯承在1957年7月30日同《解放军报》记者讲出了这则“童话”。他说：“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学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郎唯物辩证法。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党的八大文件，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非常详细，大家应当很好地去阅读。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就不需要很好学习外国经验，不重视研究敌情、我情，拒绝接受新的东西；另一种倾向是在强调将来战争需要的时候，而又不重视我军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一切外国经验，都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端过来。在这个问题上，全军同志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和《给军事学院的训词》那两篇指示。而学又必致用，我们不能只把箭拿在手里，口口声声说，好箭，好箭，而不从实际出发以致用。譬如说，技术是战术的物质基础，战术是技术的合理运用。所谓合理，即合于进攻或防御之理，合于任务要求，合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假如任务、条件变了，你是否仍要如此呢？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抽象的真理，只有具体的真理。主客观一致了，就是真理。”
刘伯承的这篇“童话”。讲了庞涓、孙膑、鬼谷子；讲了孔明、马谡、孙子，还有若干现代人物。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继承革命传统与借鉴外军经验的辩证关系。他鲜明地指出教条主义的症结是“学不能致用”的问题，并严肃地批驳了那种把发扬革命传统同学习外军经验对立起来的糊涂观念。他衷心希望“全军同志都要上下一致共同奋勉，努力学习，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愿望终归是愿望。
心境终归是心境。
该说的都说了。
然而，在说不清的年代，说多少也没用。
由于脑病和眼疾的折磨，刘伯承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安排，住进疗养地养疴治病。尽管如此，他的心依然牵挂着军队教育事业和军事翻译工作。1958年春，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组织编写《合同战术教程》一书，刘伯承对此十分关心。他在休养中多次接见编写人员，一起讨论合同战术等军事学术问题，最后还精心审校了这部长达66万字的书稿，并亲自题写了书名。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姚（吉吉），政委刘浩天在《合同战术教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校审本书的过程中，曾得到刘伯承元帅的指导和关怀，他在休养中多次亲自解答问题，指示编辑原则，给参加工作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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