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高军事学府的院长兼政委，看了上述镜头，会有怎样的感觉呢？
老头发火了！三军总教头发火！！刘伯承实在看不过眼了！！！
是啊，人民解放军，这支战无不胜的队伍，南征北战，所向无敌。
然而，即便是雄狮，身上也会有虱子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队伍，自由惯了，散漫惯了。对胜利之师的不清醒认识，对功臣、模范、“长官”等桂冠的盲目情绪，又强化了自身的弱点。
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自以为是师长、军长，上课时翘着二郎腿，回答教员提问也懒得部起来；有的学员听报告、看电影，正门不走爬窗户，从窗子上跳进跳出……
机关工作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现象。有的机关部门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作无计划，职责不分明，办事效率很低；有的机关干警值班睡大觉，交接班时草率敷衍，出了问题互相推诿，等等……
怎么办？
狮子身上的虱子要抖落掉！
不良习气要坚决克服！
游击队不可冒“油”！
野战军不可撒“野”！
刘伯承的信条是：
治军必先治校！治校必须严格！
这时，正好周恩来总理交给刘伯承一项任务，让他审查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共同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均系草案）。这三个条令是周总理、朱总司令和聂代总长指示军训部，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的传统法规，吸取了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而制定的。
刘伯承初步阅读后，认为内容基本正确，是完全可行的。于是，他决定让全院同志都来学习讨论这三个条令，借这股“东风”，进行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刘伯承再次来到基本科。在学员大会上，他首先重申了院党委提出的“学习新兵种学术”、“建立正规制度”两项中心工作。强调指出：这两项工作概括起来，一个是学“法”，一个是学“礼”。“学习新兵种学术”是学“法”，即学习各兵种的技术战术知识，及其协同作战的法规法则；“建立正规制度”是学“礼”，就是学习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礼仪、礼节和礼貌。学“法”与学“礼”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学习了现代化的军事学术，而生活作风还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败仗的。
接着，刘伯承列举了全院存在的种种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高声告诫大家说：“我们要搞现代化，首先思想要跟上时代，也要现代化。我们的学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个野战军，有的还干过游击队。以后，来自野战军的不可再‘野’了，干过游击队的也不可再带‘游击习气’了。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二京’，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
最后，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做起，来一场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个条令对照检查自己，制订出整改措施。他把这种做法叫作“结旧帐开新支，割下麦子种晚稻”。
来真格的了。全院结合学习讨论三个条令，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关于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因势利导，领导建立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
来真格的，就要从各方面严起。队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内务卫生制度、交接班仪式、升降国旗仪式和典礼阅兵仪式等。刘伯承强调，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军人仪表和军人举止。他经常在起床号刚刚吹响的时候就来到操场，检查学员的队列训练。发现无故不出操者，马上命令值班员去找，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教育学员要爱清洁、讲卫生，做到工作有定时，生活有秩序，着装整齐干净，军人仪表良好。为此，他指示院务部建立了一个洗衣房，专门为学员拆被子，洗衣服，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除此之外，还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队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全院都要在军乐声中举行升、降国旗的仪式。每天机关交接班时，交班和接班人员要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严肃认真地交接工作。每当新的学员科成立，新学员入学或老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典礼和阅兵，请中央军委代表或由院首长检阅并讲话。
这一切，在新中国、在人民军队都是头一回啊。
这一切，增强了现代军队的气派，提高了现代军人的素质，增强了荣誉感。
从1951年秋开始，军事学院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学员参加首都的国庆节阅兵。当这些学员赴京训练时，刘伯承总要先检阅一次，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要求他们以雄伟气概走出国威军威，作正规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国庆节阅兵，就是由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高举着军事学院的校旗，带领军事学院的方队，走在整个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
来真格的，就要在学院机关各部门一齐动手，搞整体正规化。
刘伯承强调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作用，改变战争年代一切由领导者“包打包唱”的现象。为此，他提出了“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概括了他对于机关建设的三个基本思想：机构要精干，职责要分明，业务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大而全”，在机关“三部一处”（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下面设二级部，二级部下面设科，有的科下面还设股。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各学员科也照搬机关的编制，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得一个学员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员20多人，造成机构庞大，层次过多，学员与教职员比例严重失调。
刘伯承对这种状况作了尖锐的批评，把它称作“叠床架屋，骄枝丛生”，好比人的手上长了六个手指头。解决问题时，参谋、干事靠科长，科长靠部长，部长又靠院首长。就像京剧《法门寺》里告状一样，状纸一层一层往上递，官司总也打不了。他多次强调：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环境中办学校，不是战争年代在农村分片办学。领导方法要适应这一变化，要学会“弹钢琴”，克服“单打一”的现象。
为此，刘伯承采取了有力措施：
裁并编制，砍掉多余的“一指”。把重叠的组织机构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间层次裁去，精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首先，将机关“三部一处”改为训练、军事科学研究、政治、干部管理、队列、物资保障六部和秘书、保密、财务三处。这“六部三处”下面一般都不再设第二层的机构。同时，裁减各学员科的行政管理人员，改设协理员协助科主任工作。并撤销了专供演习使用的教导团。这样，使得学员与教职员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1：2.3，而领导作风进一步深入，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