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现象引起了刘伯承的高度重视。
鼓不敲不响，灯不拨不明。在全院教、学员大会上，刘伯承十分严肃地说：
一在我们学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旧军官的教员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2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当中，有的已经转变了原来的立场，有的正在转变。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奋斗。”
像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水，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给学员很大震动，在“旧军官教员”的心中更是荡起了一层层的涟漪。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心里很不平静。既敬佩刘伯承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胸无丘壑、光明磊落的名将风度；同时，也从刘伯承这些赤诚相见、团结合作的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看到了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后的光明前途。
这次讲话之后，刘伯承深入到学员与教员中间，首先教育学员正确对待“旧军官教员”，正确认识“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问题。
刘伯承反复给大家讲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并多次回顾自己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苏联学习时的情景。他说：“古时候，赵武灵王还知道以敌为师咧！在苏联，也曾有过利用白俄军官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列宁的主张，历史证明效果是很好的。在中央根据地，我们活捉了国良党52师师长陈时骥，经过教育工作后，让他到红校当教员。二、六军团在长征的时候，也请国民党的俘虏师长张振汉讲过课。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华北军大，同样录用过大批旧军人和旧知识分子当教员。我一贯主张，对原国民党军队中有军事专长的专家，要为我所用，用其专长。此事可谓前有范例，后有来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目前，只有利用老的翻译人才，老的军事教官才能编译出我们急需的教材，才能了解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从前苏联的情况，有些和我们是一样的。我去苏联学习时，教员中就有沙俄军队的旧军官。那时，斯大林同志就强调要向他们学习。今天，我们也要接受他们的教学。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其特长来教我们，对于我们建军有啥子不好嘛！从现象上看，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我们改造‘旧军官教员’，‘旧军官教员’接受我们的改造，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对个别骄傲自大、调皮捣蛋的学员，刘伯承也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他说：“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坚决去做。说服说服，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阿弥陀佛了，就要绳之以纪律。今后，谁要再顶撞教员，在课堂上给教员难堪，就开谁的党小组会，执行党的纪律。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量，不要长一副周瑜周都督的细肚肠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
另一方面，则教育“旧军官教员”克服旧思想，改变旧观念，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这种教育是从学术思想的改造入手，以学术思想的改造为突破口进行的。
刘伯承提出要端正教风，在课业讲授中“提倡扼要踏实，反对铺张浮夸”，要求他们按照教材内容，根据试教情况，原原本本地进行讲授。他形象而诙谐地告诉这些“旧军官教员”，不准“偷工减料、偷税漏税，一刀杀死杨六郎，使杨家将没有戏唱”；也不要“故弄玄虚、画蛇添足，把本来两小时的课程硬拉长到四个小时去讲。杨六郎在该死的时候也得让他死掉，不要怕杨家将没有戏唱。”总之，一定要把军事学术确确实实地交付给学员。
以后，刘伯承又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抛弃头脑里美、英、德、日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他专门给“旧军官教员”和翻译室的译员作了一次《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的长篇讲话，强调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要为人民服务，首先要把屁股坐正，坐在共同纲领上面。只有如此，才能服务得好。这个讲话，给“旧军官教员”教育很深，使他们认识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坚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
在军事学院创建初期，”旧军官教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编写与翻译了大量教材，承担了技术兵种和文化教学中90％以上的授课任务，参与组织实施了许多次规模较大的实兵演习与现地作业，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贡献了力量。
当时，最紧迫、最困难的问题是翻译和编写军事教材的问题。因为我军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在军事教材方面准备不足，加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先进国家认真总结战争经验，大力发展新式武器，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水平均已跨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教材必须适应这新的要求、新的水平。要想大踏步地促进我国的国防建设，必须吸取世界上先进的军事科学和军事理论来为我所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军队，伸出了友谊之手，派出了一批军事顾问到人民解放军有关领导机关和军队院校工作。当时，中央军委决定选二十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到学院各个教学部门，带队的总顾问叫罗哈里斯基。对于顾问的到来，刘伯承是欢迎的，同时也是十分持重的。
为著有效地借鉴苏联红军的战争经验，编写出适合我军需要的军事教材，必须先有大批懂得俄文的军事翻译人才。为此，刘伯承提出专门设立翻译室和开办俄文训练班，建议开办“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五十名相当大学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教员问题。”
与此同时，刘伯承还决定选调一些老的军事翻译人员，从事翻译和编写教材的工作。其中，也包括部分原国民党军队中的旧人员。刘伯承说：“学院的摊子铺开了，就如戏院开张，要有好戏给人家看，一要有好剧本，二要有好演员。”为此，他专门委托有关人员到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访贤”、“招贤”，并提出选拔译员和教员的三条标准：要有扎实的学术（外文）基础，一般经过专门军校训练；有深入学习军事科学的兴趣；更要有为革命军队服务的思想和决心。
刘伯承还亲自写信给一些学有专长的知名人士，介绍我党我军的用人政策，诚心诚意聘请他们出来任教和做翻译工作，鼓励他们将功补过，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出力。翻译人员党必刚，早年在苏联学习军事，俄文基础很好，归国后曾在上海当过“地下译员”，为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后来，他走了一段弯路，自己悔恨不已。刘伯承宽以为怀，摒弃前嫌，坚持调他来南京，让他担任军事学院翻译室主任。
这位老译员到南京后，刘伯承连夜在北极阁住所召见他，亲切而又郑重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形势十分紧急。现在，训练干部的任务更为迫切。眼下，学院刚刚开办，军事教材和军事教员非常缺乏。苏联军事顾问应聘前来，俄文教材需要翻成中文。现在各地的学员已经到齐，马上就要开课，各类教材亟须边写、边译、边印、边用。任务很大啊！”
稍停一会儿，刘伯承又风趣地说：“这好比做菜，我们是热锅现炒，现炒现卖，当场出货。你来了，要放手工作，不要辜负了人民的信任。”这位老译员听后，非常激动，当即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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