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这本小册子，极嘉许从两个方向施行向心的钳形突击，而列之为突破防御地带最有利的样式。但欲使这种钳形突击获得成功，必须预有准备：首先就是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其次就是担任突破的主力的组成，这二者如能及时准备妥当，即可以发展连续挺进的攻势而收得破竹之效率。我们经常提倡‘只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无准备的仗’，其意在此。”
根据40年代末期，我军武器装备及其作战方式的新变化，刘伯承指出：“现代战斗的权威就是火力，而炮兵的火力就是掩护步兵突击获得成功。我们在突破纵深阵地的战斗中，必须在每一阶段完成每一任务时尽量造成火力的优势。各种炮兵有组织的而互相联系的射击，与飞雷发扬最高密度的一齐发射作用极大。无论炮兵如何发扬强烈的火力，都要适应步兵的要求，而善于结合步兵战斗队形内的伴随炮兵精确的射击，才能获得重大的效果。我们一看《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小册子上载的炮火组织要图，即可以窥见炮火组织工作的一斑。
在筑城地带，尤其是街市中施行冲锋的突击集群，其兵力约一连，内有火力组，由重机关枪，小炮编成的，用来掩护射击者；也有爆炸组，由一两个班编成的（爆炸组内再分小组，每小组以二三人编成之），用来直接排除障碍；也有突击组，由一个排编成的，用来施行冲锋者；也有支援组，由一排至四个班编成的，用来支援冲锋者。此外还有小型的突击集群，即仅以步枪手分编为爆炸组、作业组和突击组三者而结合为一个突击集群。这样若干的小型突击集群，应作梯次配备以便于在相关的炮兵、机关枪火力掩护与飞雷爆炸之下轮番突击。”
在编译《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的同时。刘伯承还翻译了《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供部队训练参考。此外，还亲自拟写了《渡江作战之研究》、《敌前渡河战术指导》、《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基本命令》等，作为教材和指示印发部队。刘伯承很有预见性地指出：“敌人主要是扼守长江。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如何处置，战局的发展都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演变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故渡江战斗乃为京、沪、杭战役重大关键。我野战军当前江防之敌（刘汝明）较弱，又为蒋桂两系的结合部，而我军态势则处于蒋匪的侧背，成为有利的渡江突击方向。”此时，他已胸有成竹，决心当渡江战役打响，即以三个兵团并列于贵池至马档间宽约200华里的正面，同时选定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实施突破。刘伯承的这一系列军事见解和周密的作战部署，描绘了一幅渡江战役胜利的蓝图。
在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之后，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又企图在皖浙山区顽抗，以迟滞我军行动，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上构成新的防线。对国民党的这一举动，刘伯承早有预见，他和邓小平即按中央新的部署，改变原作战方向，率领第二野战军勇猛穿插于贵溪、上饶、徽州，直指浙赣路进贡一义乌一线，以达到隔断蒋、桂两系军队的联系和迂回蒋军侧背的目的。二野指战员以英勇顽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连克丽水、青田、左田、南平等重要城镇，直逼闽江、赣江，为配合三野和四野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49年春末夏初，二野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0余万人，解放了安庆、金华、上饶等80多座城市，以及皖南、浙西、闽北、赣东北等广大地区。
此时此刻，刘伯承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任南京市市长兼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同时又担负着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重担。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蒋介石集团曾在这里盘踞了22年之久。当国民党的达官贵人纷纷逃往台湾、香港后，这里成了国民党潜伏特务、黑社会分子的巢穴。南京市政局混乱，经济萧条，市民生活非常困难。面对这样一座“京城”，任务的艰巨性是可以想见的。刘伯承既要为金陵城的工业生产，数百万人民的生活和社会治安操心费力，又要制定解放大军继续南下的作战方略。每天，他依然戴着那副老花镜伏案工作。有变化的只是往日的油灯变成电灯，手中的“金不换”变成了“美龄专用”的“湖州小楷”。因为“第一夫人”已溜到台湾去了，来不及带走的文房四宝就成了刘伯承的战利品。
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刘伯承也没有懈怠。这一天，刘伯承又将几份译稿的校字工作交给作战处参谋戴定霖。
刘伯承郑重地对戴参谋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虽然崩溃了，但蒋介石及其死硬分子，还会高筑深垒，死守南方的一些大、中城市。下一阶段，部队还要打许多大仗、苦仗、恶仗。要逐一攻克各城，突破各防御地带，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本小册子所体现的军事思想及其战役战术观点，尤其是‘对筑城地带的突破’，‘对阵地防御的突破’等章节，对我军今后进行城市攻坚作战是有借鉴作用的。所以，我想把它尽快印出来，发到部队。”
稍停一会儿，刘伯承又指着稿了语重心长地说：“这些稿子是在战争间隙里插空子翻译的，有的内容是直译，有的篇章是意译。由于我的事情较多，只能断断续续地赶，拖了一段时间，可能有些地方不够仔细，译得不准确。请你帮忙把关。你是做参谋工作的，应该知道：军事文章，一定要做到用语准确，概念清楚，千万马虎不得。否则，是要误人子弟，甚至要死人的啊。”刘伯承又叮嘱说：“请你把译稿拿回去看一看，仔细校订一下。有什么问题，你提出意见，我们再研究……”
回到机关，戴定霖开始校订译文。摆在他面前的厚厚一摞稿纸，每一页上都是整齐、清秀的蝇头小楷。用红笔、蓝笔改动的痕迹随处可见。刘伯承严谨治学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戴参谋。他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将编译稿校订好，以便早日问世。
江南的初春，景致十分迷人。然而，身负重任的戴参谋却无暇外出。一连二十多天，他昼夜加班，终于将译稿校订完毕。
1949年5月上旬，刘伯承接过这部校订好的稿子以后，又坐到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再次审阅校读。凡是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当即表示：“好！就这样，不必再动了。”凡是他感到有疑问的地方，就向戴参谋问明情由，然后亲笔改正。
在全部审改完毕之后，刘伯承满脸喜色地站起来说：“好啦，我看可以了，拿去复印罢。”
戴参谋收拾好文稿，刘伯承又认真地说：“这两本小册子是在渡江之前译出来的。那时也写过前言，从尊重历史起见，我的意见还是用4月1日这个时间落款。正文可以先送印，待我抽个时间再补个序言罢。”
随后，刘伯承又叮咛了一次：“复印之前你再过过目，有什么意见，尽快告诉我。”
戴参谋将译稿带回，又征求了其他几位同志的意见，随即再次到刘伯承处汇报，并建议在两篇译文之后，把标志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实施合围钳形攻势的三个要图附上；把晋冀鲁豫野战军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中原野战军的一个工作指示和第二野战军的渡江战术指示，一并附在后面。刘伯承听后，欣然表示同意。
在编译稿复印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刘伯承先后写了几封亲笔信，对各篇文章、资料、要图的编排顺序，各部分标题、正文所用字体、字号，书的印数以及发行的办法等等，一一作了具体、明确的指示。
1949年6月23日，刘伯承致函戴定霖，函称：
“那本小册子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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