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战役后，部队急待休整补充。因为从6月下旬以来，部队经过多日的连续紧张的行军、战斗，已十分疲劳。部队组织急待调整，人员、装备急需补充，特别是几万新解放战士需要教育以后才能补入部队，还有大批的战利品需要处理。对于党中央命南进的战略意图，也只有各纵队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知道，广大干部战士没有到蒋管区作战和南进大别山的思想准备；各种物资更是毫无准备，甚至连大别山地区的军用地图都还没有准备好。因此，从我军情况看，立即实施战略进攻，挺进大别山，确有不少困难。而敌军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歼敌9个半旅的重大胜利，对蒋介石震动很大，蒋介石不得不仓促地从陕北和山东战场抽调部分兵力，再加上从中原战场的信阳、郑州、安阳、蚌埠等地抽调的兵力，共达豆互个师、28个半旅，30多万人，麇集于徐州、商丘、开封等地，企图乘我军疲惫之际，用重兵对我实施合围，迫我连续作战、背水作战，以歼灭我军，堵住我军在南线中央已经打开的战略缺口。并扬言要决黄河之堤，放水淹没我军于黄河之南。
当时正值雨季，7月下旬以来，阴雨连绵，黄河水位猛涨，决堤的谣言四起，闹得鲁西南数百万人民群众和我军广大指战员人心不安，一日数惊。总之，当时的情况是：我军连战疲惫，急需休整补充；敌军则妄图乘我疲惫之师，迫我主力背水作战；黄河故道甫经复堤，在水位暴涨的情况下，确有溃堤之险，一旦黄河决堤，我军则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对我军都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急需适时地作出英明、果断、勇敢、正确的决策。
挺进大别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下这个决心需要魄力，选择适当时机实施，又需要具备谋略，这是大智大勇的较量。
据当年一位老参谋人员回忆说：“我亲眼目睹了刘邓定下决心的场面，原来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决策是那样扣人心弦，那样妙不可言。”这天（准确的说是1947年8月6日）早饭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郭天民副参谋长，在作战室召集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有关干部开会，研究了下一步部队的行动问题。会上，刘伯承首先说：今天开会打破点常规，到会的人多点。过去定下决心、确定作战计划虽然也征求部门工作人员的意见，但毕竟只是少数有关领导同志定下决心。我们下一步的作战，是带有战略性的行动，需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慎重对待，正确处理。所以开个范围稍大点的会议，以求处理得更好些。接着，由情报处的同志汇报了敌人兵力调动集结的情况，并指出蒋介石判断我军经过鲁西南战役，疲惫不堪，伤亡惨重，不敢和不能连续作战，可能北渡黄河“逃窜”；作战处的同志汇报了几天来我军转入休整后的工作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确实是个不可忽视的威胁，建议应早下决心。邓小平政委对这点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开得非常活跃，讨论非常热烈。政委、副政委、参谋长、各个处长、科长和有关参谋人员，都先后发言。许多人都主张在内线再打一仗甚至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其理由是：第一，我军虽疲劳，但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胜利信心足；敌军虽又调来几十个旅，数量上优于我，但它是败军，士气低落，缺乏信心。第二，内线作战有许多有利条件，鲁西南是我老根据地，人民群众和地形条件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而到外线新区作战，这些条件就会变成利于敌而不利于我。第三，在内线歼灭敌军越多，对我军实施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越有利，如果我军再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再歼灭几万敌人，我军南下的包袱（指敌人的尾追、堵截兵力）会更轻些，对向大别山进军有好处。也有的同志提出我军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尚未休整补充，不管在内线连续作战或立即南下，都有一定困难，还是应该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左右，再视情况而定。
刘伯承一直耐心地听着大家的意见，偶尔也插上几句话，提出些问题，把大家的思想引向更深的层次，使讨论越来越集中，越深刻。他手持放大镜，走到敌情标图跟前，反复地审视着敌军的兵力部署，并详细地向参谋人员询问敌军各个部队的主官姓名、部队实力、装备状况、作战特点等情况。一会儿又走到五十万分之一地图跟前，放大镜由东起连云港、徐州，西到伏牛山，北起黄河，南至长江边，反复地移动着，审视着；一会儿他的眼睛随着放大镜，又从鲁西南、陇海路，向南经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一直移到长江边；一会儿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津浦线的徐州、蚌埠，向南到合肥、南京、安庆，再西移到平汉路的武汉三镇和信阳、郑州诸点。刘伯承在琢磨、研究和考虑着。
讨论持续了一个上午，参加会议的参谋人员，除了准确地汇报有关情况，回答首长的问询外，都在静静地、聚精会神地听着首长们的讨论，观察着首长们，特别是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等待着首长们作出决策。8月的鲁西南，天气炎热，气候门人，可是大家似乎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上午已经过去，讨论没有结束。刘司令、邓政委简单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等待通知，再次开会研究。
作战科的同志匆匆吃过午饭，又聚集到作战室兴致勃勃地议论著上午的事。作战参谋王文贞说：“整个上午，我的精神都紧张到神经末梢，从首长的讨论中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刘司令员那种深思熟虑，切磋琢磨地研究问题的精神，真叫人终生难忘呀！”
章安翔说：“可借呀！诸位当中如果有一位是文学家，今天上午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特写或小说。”
“重大决策的产生，真比生孩子还难”。一位老参谋后来这样告诉笔者。当时是决定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命运，是决定刘邓大军的命运，能不慎之又慎么。俗话说，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阵子是最叫劲的时刻！
稍事休息后，刘伯承又回到作战室。
在这紧张的时刻，陈粟大军西进兵团的干部参观团提出要求，希望见到刘邓首长，接待参观团的陈鹤桥部长，已经是第二次向刘司令员报告了。司令员没有回答，一直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过了一会，他终于抬起头望了望天空的大雨，又看看院子里漫过了青砖的积水，对陈鹤桥部长说，现在是“忧心如焚”，他和邓政委都没有时间和参观团的同志见面，要陈部长多多向客人表示歉意。
“忧心如焚”！
这四个字，表达了一支野战军的指挥员是怀着多大的责任感，他们肩上又是压着多么沉重的担子。
陈鹤桥部长望着刘司令员严肃的神情，仿佛读出了他此时此刻的全部内心世界，他默默地退出去了。
刘伯承再次走到敌情标图跟前，对敌军的部署审视着、思索着。大约几十分钟以后，又走到五十万分之一地图跟前，和上午一样，先是用放大镜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地移动着、研究着，然后张开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从陇海路到长江边、从津浦线到平汉线，比量和计算它们的距离。最后，把放大镜和视力集中到陇海铁路、黄泛区、涡河、洪河、汝河、淮河地区，细致地、反复地审视和研究。他很少说话，专心致志，深思熟虑。偶尔也向参谋人员询问（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间的敌情、地形、河流、交通的情况，参谋们谨慎而准确地回答以后，刘司令总是满意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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