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孙殿英遵守了重点防御的训令，以万人坚守汤阴城，就在我们歼灭了第二快速纵队等援兵以后而继被歼灭的。7月，敌人在我刚渡黄河之后，欲以第五十五师坚守耶城，以一三五旅坚守定陶城，吸我屯兵城下而以主力第三十二师、第七十师、第六十六师等结成重点攻势柑击我之侧背，不期他们的主力竟在错觉与不意而失去主动权之中，都在我之攻城和野战中，先后被各个歼灭而所剩无几了。
“以上是说敌我最近一般的情况，以后或将有新的变化，不管他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不骄不躁，兢兢业业（重复说），随时尽一切侦察研究以及相关行动之力，注视在他的翼侧、接合部、突出部、后方，特别在其移动中、撤退中、不备中，备而不充分中，都可以寻求与创造他的弱点。如果我们本乎‘不打则罢，一打必歼’的原则，而善于运用优势兵力作大踏步的进退，捕捉弱点，突然出现，攻其不备，歼灭一点再及其余，实现各个击破，就可以使其重点进攻和重点防御或其他花样皆归无用。我之争取主动、保持主动，皆须如此。只有灵活的机动，才能攻敌不备，捕捉战机。如果只凭直觉，机械地硬从正面斗牛，必遭无代价的消耗。”
随后，刘伯承结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就机动的时机，突击点的选择，以及部队的机动战术等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
“我们根据了侦察研究的客观情况定下决心，拟定战斗计划。这计划的内容及其科学预见性，在毛泽东军事学说与《合同战术》上都提到了的。这尤为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所必须。不过，战争情况的欠确实性（敌人严守秘密、佯动、伪装为尤然）与流动性，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可能与新的情况有不符合者，这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判断行事，灵活执行其计划。但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甚至在敌情未判定之前，我们首先集结兵力于适当地点。可以适应这样或那样的敌情，也可以分也可以合，而便于机动，尔后则在敌情判定之后，再进行确切的某一机动，这样的机动在能歼敌人时则打，不能歼敌时则不打，只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无准备的仗，这样行动是自由的，即在打时也应保持必要的有余不尽的机动的兵力，以确切扩张战果和保障胜利。‘到处都要，到处无得’，这是已经证明了的事。当然，在决战时而吝啬兵力，放弃胜利，那是应该拒绝的。”
刘伯承根据译文中的重点和我军战略战术变化发展的情况，再三强调指出：“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其奥妙是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预防条件，打退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交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略和战役指挥也是如此。”
在阐述机动的灵活性时，刘伯承概括指明：“《合同战术》论机动必须有灵活性而善于适应情况，交互运用进攻、退却、防御各种战斗样式，在论战斗队形时，突击队、钳制队这些名称之所以不要在命令中写出来者，也就是要适应情况。特别是在实际战斗过程中要向胜利方向发展扩张战果，而发展又必须与巩固相配合，丝毫不受主观主义成见的限制。这也是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在的情况融洽一致。”
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刘伯承特别提醒各级指挥员，应注意各部队、各兵种间的协同动作与通信联络。他强调指出：
“我们只在熟悉敌我两方部队的性能，尤其是各兵种的性能，组织协同动作，才能有把握地对敌人打胜仗。特别是我们各部队各兵种，假使他们在决定主要的与次要的方向之后，而不协同动作，各打各的，时间、地点都不协调，那只是有利于敌军便于他各个击破我军，我军将遭到不应有的损害，甚至遭到失败。拿火器来说，射击必求准确，能打倒敌人就打，不能打倒敌人就不打。炮兵在近距离就不及步枪的准确，各种火器必须根据其性能作有组织的、有重点的、有观察的、有电话通讯的、适合任务的射击，以与步兵的突击协同动作，才能完成某一战斗任务。特别是以炮兵射击、工兵爆破去直接支援步兵突击的密切协同动作非常重要。各种火器无目标不准确不协同的各干各的乱打，特别是夜间，既没有必要的也没有可靠的射击设备，也无法观察的徒浪费弹药的盲目射击，象擂鼓一样的音乐，是必须拒绝的。”
最后，刘伯承再次以通俗的比喻，强调协同作战的重要。他强调指出：“我认为《合同战术》（上部）是极其精粹的作品者，就在于它能给我们有战斗经验的干部，了解各兵种的性能（特别是炮兵）而组织战斗，以便各部队协同动作，尤其是对美械装备之敌人组织胜利的歼灭战斗更为必要。譬之农民对各种农具、耕作物、气候与土壤等，也只有他熟悉其性能才能组织有收成的农事一般。”
“我们夺自敌人的装备日益强化，善于有效地使用之并善于组织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已成为上级干部当前的严重的任务。组织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必须熟悉他们的性能，分配以明确的任务，定出合同行动的计划，强化其相互间的通信联络，以便他们彼此之间不断地通报战斗进程与敌情变化。
由此可知，通信联络在指挥各部队协同动作上，特别是在适应变化的情况的协同动作上，极为重要。我们的通信工具，如无线电信、有线电信、递传哨、手旗通信、灯号通信、足踏车、乘马、徒步等通信以及其他，应如何根据战斗任务，按照他们固有的性能而组织之，这已成为指挥员必须不断强化的工作。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战斗指挥，谈不上协同动作，更谈不上战斗胜利，反而要遭到应有的损害。每个指挥员必须有此警觉的认识。”
读完这些过于军事专业化的文字，人们兴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刘伯承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军务、战事不可谓不忙。刘伯承年过半百，眇之一只，年事不可谓不高，生活不可谓不艰。那末，他为什么要抱住《台同战术》（上部）一校再校，一补（译）再补（译），一写（序言）再写（前言）呢？
世界战争发展证明，军队的协同作战问题，已成为现代战争中克敌制胜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刘伯承早已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只有各军、兵种联合努力，搞好协同，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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