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合同战术》（上部）出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走上了日趋成熟的道路。此间，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展开，全党同志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军事著作，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不断前进。这一切，推动着军事翻译工作进一步向前发展，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思想，也在实践中逐步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在“译版序言”中，根据世界军事学的进度与趋势，紧紧围绕中国抗日战争实际，明确提出“必须以我们的战术为核心”来借鉴外国军事经验的重要原则。
刘伯承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际，主张坚持以我为主，以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我军战史为“第一种教材”。他强调指出：“为使战术研究切合现实的需要，以完成我们抗日的战斗任务起见，在学习苏联战术中，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战术为核心，而寻求所以战胜日寇之道。因此，我们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著《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军战史，尤其是最近的实战战例，作为基本的第一种教材。”在这里，刘伯承从军事理论上最早、最明确地提出把毛泽东军事著作放在首位，作为“第一种教材”，这是刘伯承联系实际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得出的正确结论。在翻译、介绍外国军事理论的过程中，阐发毛泽东军事著作精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已成为刘伯承军事翻译实践的一大特色。
敢于以敌为师，拿作战对象（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条令作为“第二种教材”，这是刘伯承在翻译工作中提出的另一重要思想。他认为，要战胜敌人，必先了解敌人，摸清敌人的战略战术，掌握敌人的作战特点和规律。刘伯承经常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学习“胡服骑射”的典故，教育和启发干部。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要有以敌为师的气魄和胆略。我们向敌人学习，目的是要战胜敌人，消灭敌人。现在的事实摆在面前，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能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说明他们有一些本钱，有一些长处。在战术上，我们和日军打了不少交道，应该看到日军在训练上、战术上所下的功夫。只有摸透敌人，才能玩敌于股掌。他明确指出：要把日军的《作战要务令》，尤其是日军最近对我作战的教令作为“第二种教材”。因此，在翻译俄文军事论著的同时，刘伯承十分注意搜集日军的作战文件、命令、教材等，组织一些精通日文的同志，翻译日军的《阵中要务令》、《掷弹筒教练》、《刺杀教令》等，并亲自审定，然后印发所属部队，号召大家以敌为师，精细地研究日军战法，以寻求战胜日寇之道。
对于苏联红军的《合同战术》，刘伯承作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这本《合同战术》无论是第一部《概论》，或第二部《战斗》，特别是第一部《概论》，作了有系统的极精粹的一般理论的述要，而便于我们有战斗经验的上级干部学习。在学习这本《合同战术》中，倘能参看苏联《野战条令》而融通研究之，则可以窥见人民红军的战术全部的精神与实质，以及世界军事学的进度与趋势。”
尽管如此，借鉴总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刘伯承把《合同战术》等适当地摆在“第三种教材”的位置上。显然，上述三种教材的排列，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别，但又是应该融合在一起的。
刘伯承就《合同战术》的翻译出版满怀信心地号召广大“阵中读者”：“如果我们上级干部以战胜日寇为目标而善于分析与运用这三种教材，而在实战中尤能从实际出发打胜仗，那就可以成为我军战术内行了。
“本书原版序言之末，曾引了斯大林对陆大毕业生的训词，以勉励读者，‘到困难斗争中去锻炼成为真正的干部。’我们当然也在这一被勉励之列；不过我们处的物质条件完全不同，而且干部也多半不是从学校学习转到实际斗争中去，相反的，是在实际斗争中在职学习。因此之故，我们只有更艰苦些，更紧张些，才能使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争取战争的胜利。同志们！胜利的反攻只有两年了，这是必然实现的前途，斗争罢！学习罢！赶快完成干部的准备！”
八年的艰难抗战过去了，胜利了。
新的内战又开始了。
仗，不停地打。书，不停地译，不停地校。
从1946年6月到12月，确实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振奋人心的阶段。晋冀鲁豫野战军几乎平均每20天就有一次大的战役。战争的规模也日益加大，每次战役均歼灭敌人整师、整旅的人马。作为这一系列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刘伯承，其紧张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烽火连天兵书急的情形下，刘伯承同志从容自若，一字一句抠完了十多万字的校译和部分补译工作。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将《合同战术》（下部）排印、出版。
这部译作以战斗问题为中心，用40章的篇幅，依次叙述了防御的任务及其目的，防御地带及其构成的因素和火力配置。书中讲述了对坦克的防御、对空防御、对化学的防御（防毒）、宽大正面的防御、移动防御等多种防御样式以及论述了工事的构筑、军队在防御地带内的配置、防御战斗的保障勤务、防御战斗的实施，对防御敌人进攻的方式等等。同时，该书作者还介绍了对敌人掩护地带的战斗，对防御地带的侦察、进攻的组织和兵力部署，以及军队的移动、行军、警戒等。书中还详尽列举了遭遇战斗的特点、退出战斗的样式、退出战斗的程度、退出战斗的组织。介绍了宿营的任务、宿营的准备、诸兵种共同宿营的秩序。最后，还讲解了夜间动作概则、夜间进攻、夜间防御、夜间退出战斗、夜间行军等内容。
这些，一般读者看来会觉得有些“单调”和“枯燥”，而对于奋战在解放战争前线的指战员来说，却同枪炮弹药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人民军队由抗日转入第三次革命战争，实在是太匆忙了，来不及从理论上和作战经验上对新的战争形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所以，译作所介绍的合同战术经验，就显得格外可贵了。
1946年12月11日，刘伯承在（合同战术）译版再序》中记述道：
“《合同战术》第一部，远在1942年出版了，这第二部译稿随我辗转携带了四年有余，曾与译者（常彦卿同志）商谈，由他修改了一次，也曾在途中扯失了一些，终未真正做校正工作。今年7月卖国独裁者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现代兵器装备与训练之下，背信弃义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于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了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写之下，今天算完成了出版前的一切工作。”
1942年8月间，当《合同战术》（上部）中译本出版的时际，刘伯承曾满怀希望地寄语说：“同志们！胜利的反攻只有两年了，这是必将实现的前途……”刘伯承在四年前的这些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在这四年当中，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并展开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自卫战争。由于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全军上下及时地完成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尤其是干部的政治思想转变和作战思想准备）。几年以前，国民党中的一些将领，还自恃拥有新式的美械装备，和大批曾在美国军事学校留学、懂得现代战争的军官，嘲笑人民解放军是“土包子”、“游击队”，打不了正规战争？曾几何时，这些留洋的将领却成了人民解放军的手下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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